从“三城记”大展 管窥岭南丝绸文化
■蓝绸地广绣花鸟纹披肩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 长163厘米 广东省博物馆藏
■我们从丝绸中感受自己,世界从丝绸中感受我们。
■维多利亚城远眺 煜呱 1854年 香港艺术馆藏
■疍家船旁的渔妇 乔治·钱纳利19世纪 澳门博物馆藏
■漆木描金缝纫台19世纪 澳门博物馆藏
■收藏周刊记者潘玮倩
如果有一样东西,既可以是贴身的温暖抚慰,也可以是矜贵的华美陈列;既和每一个经手的人产生情感相连,又能综合彰显整个民族的智慧高度,那么,这样东西,一定是丝绸。
我们从丝绸中感受自己,世界从丝绸中感受我们。
濠江渔歌、羊城帆影和香江潮声,则是同气连枝而又血脉相连的三城感应。是为“三城记”——
自秦汉至明清,作为中外海上贸易的枢纽,东西方文明在粤港澳大湾区所处区域交汇。中国从这里走向世界,这一区域也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丝绸不仅见证了中国对外交往的舞台上曾经流光溢彩、熠熠生辉的这段历史,也反映出“三城”繁荣的对外商贸和同根同源、同声同气的渊源。
来自广东省博物馆、香港艺术馆、澳门博物馆的外销画、丝绸布匹、手绘丝绸、家居用品、服装饰品等166个组合的共211件展品,自去年底到今年4月,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的《三城记——明清时期的粤港澳湾区与丝绸外销》展中,吸引了无数惊叹的目光。此展意义重大,亦是粤港澳文博界继“东西汇流”“海上瓷路”“岭南印记”之后的第四个文物大展。近日,据馆方透露,该展自4月在粤博展出结束后,将赴香港和澳门继续亮相。
从这个展览生发,我们来试窥岭南丝绸文化的几帧别致风情。
三城贸易同气连枝
三城之间的贸易,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据广东省博物馆提供给新快报记者的资料显示,“16-19世纪中前叶,澳门隶属广州府香山县,香港隶属广州府新安县,分处珠江口东西两侧。自东西航路开通以来,澳门、香港先后成为广州的外港,这一区域一直都是中国与世界进行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明代中叶以来,澳门是前往广州的西方商船抵达中国南海岸后的第一站。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居留贸易。1757-1842年,广州是官方指定的唯一对西方人通商的贸易港口,西方来的商船在澳门登记后,通过指定的航道,经虎门沿珠江北上至黄埔。黄埔港是西方商船的碇泊之所,船员不得随意上岸。大班、船长在向粤海关完成登记后,可乘舢板船前往广州城外的十三行商馆暂居到贸易季结束。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香港成为对华贸易的重要转口港,尤其是广州的进出口贸易大部分都是经香港转运的。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香港与欧洲各国的贸易更为频繁,奠定了香港作为远洋航运中心的地位。
乡村农家与国际市场
发生了密切联系
丝绸在明清时期就开始“振兴乡村”了。那时乡下的女人们,看来勤奋得很,她们早早准备好了丝绸,就催着家中男人赶紧“上架销售”。当时,在海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岭南地区,蚕桑养殖、丝绸生产呈现出高度商品化和专业化的特征。清乾隆、嘉庆年间广东顺德地区流行的一首《竹枝词》就是这么唱的:“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
就是说,拜丝绸所赐,连乡村农家都与国际市场发生了密切联系。
“大量精美的丝织品被整匹整匹地从广州口岸运往欧美各国,广泛地应用在当地室内家居和服装面料上。虽然部分提花织物带有来样加工定制的西洋风格,但由于特殊织物的织机需要重新装造,费时费工,因而销往海外的提花织物,仍以中国传统织物的品种和花色为主。”
又省成本又好看
广绣在清代成为欧美时尚“顶流”
在粤博提供的《三城记——明清时期的粤港澳湾区与丝绸外销》一书中,介绍道,由于不同的提花织物需要重新组装织机才能进行织造,费时费工,同时来自江南的丝绸路途遥远,运输成本高昂。基于生产周期和成本的考虑,广州的手绘丝绸和刺绣丝绸的商品化生产得到飞速发展。清代外销手绘丝绸的面料多为纱、缎、罗、绢等胚绸,底色以浅色或本色为主,纹样大多是花卉植物图案,或以欧洲人热衷的中国物品点缀其中,或直接按照欧洲流行的花样进行绘制,这些胚绸多在广州作坊内手绘加工。
清代是广绣发展的全盛时期,为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有的绣庄、绣坊自行设计图案,绣制样品,供外商选择;有的则按外商提供的图案或样品,专门加工定制。这种中西融合的外销绣品深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曾一度引领欧美的社会时尚。据1913年《南洋劝业会报告》记载,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经由粤海关输出的绣品价值白银49.7万两,“吾国绣品外销洋者,广东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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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粤丝就是针对出口而生产
康熙年间(1661-1722年),广东进一步兴起三次大规模的“废稻树桑”活动,构建起“桑基鱼塘”生产模式。同时须要说明的是,一开始粤丝就是针对出口而生产。因而在17世纪,广东丝绸贸易已是一片繁荣。
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曾咏叹:“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至鸦片战争前夕,广东丝绸出口已可与江浙丝绸比拟。据统计,乾隆年间(1736-1796年)平均每年从广州出口的生丝和绸缎达20万-33万斤,道光十年(1830年)增至70多万斤,其中南京丝占337300斤,广东丝占368000斤。
到19世纪60年代,广东最早掀起机器缫丝生产高潮,粤丝出口量迅速增加,成为全国丝绸出口量最大的地区。这时候广东丝绸发展成为中国丝绸对外贸易的主力军。(节选自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刘永连《名副其实的丝路:试论丝绸文化与中西海路的关系》,出自《三城记——明清时期的粤港澳湾区与丝绸外销》,岭南美术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本版图片来自《三城记——明清时期的粤港澳湾区与丝绸外销》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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