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士称“老九”的由来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以至一般的读书人都有一个恶谥，叫做“臭老九”。

读书人为何被称为“老九”？要追根溯源的话，还得从元代讲起。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元世祖忽必烈即位，自命为中原正统帝系的继承者，定年号为“中统”，后又据《易·乾》“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之涵义改为“至元”。至元八年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定国号为“元”。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全国。

元代统治者虽然在观念上承认“必行汉法乃可长久”的方针（儒士许衡等人向忽必烈之建议，见《元史·许衡传》），但有元一代，在政治上始终奉行民族压迫的政策，他们实行“四等人制”，即把国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蒙古贵族包揽全国军政大权；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汉人指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族人；最末等的是南人，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方各族。而在四类人中，又按社会地位的高低，把人分为十等。

南宋遗民谢枋得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说：“七匠、八娼、九儒、十[~公式~]（音义同"丐"。意为乞求，引申为乞丐的专称）。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清·赵翼《陔馀丛考·九儒十丐》说得更清楚：

郑所南（名思肖，画家，宋遗民）又谓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两位宋代遗民所说的虽略有区别（谢说“七匠，八娼”，郑说“七猎八民”），但“九儒十丐”却确凿不移，也就是说：在元代，儒士不但丧失了历来居于“四民之首”（士、农、工、商）的身份，其社会地位甚至排在“七匠八娼”之后，仅比乞丐高一点点，成为“无益于国”的下贱人。这即是“老九”贬称之源头。

元代政权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在选拔和用人制度上，自有其传统的一套办法。但蒙古和色目人毕竟是少数民族，要统治广大的幅员和人口众多的汉族，又非行“汉法”不可。因此，轻视儒士的国策和不得不采取的恢复科举的举措之间，便难免出现尴尬的局面。从元仁宗皇庆三年（1314年，元朝建立35年后）开始举行科举到元朝覆灭（1368）的54年间，一共才举行过七次进士考试（按三年一科的惯例，本应举行18次），不但次数少，而且同样地体现出民族歧视的明显倾向：蒙古、色目人试二场，汉人、南人试三场；考试内容，后者亦比前者难度大得多。放榜时，蒙古、色目人作一榜，称“右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称“左榜”。虽然，左、右二榜都是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以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皆正八品，但蒙古、色目人大多愿试汉人、南人科目，因为中选者可加一等授官。（参见《元史·选举志一》）当然，元代科举亦非一无是处，如元仁宗恢复科试时尝规定以朱熹、程颐的《四书》传注为经学考试的依据，使程朱理学成为官学。但蒙古贵族阶层的态度并不积极，科举在仕途上的作用也远不如宋代重要。因此，“官学”的确立与明、清相比，其在社会思想领域所起的作用颇为有限。故宋遗民、自号“水云子”的汪元量在《自笑》诗中说：“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孔子曾说：“富贵若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书生无用分明。”

总之，终元一代，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摄力相对于前代而言，都受到严重的削弱。而大批文化人由于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制的轻视，使他们失去优越的社会地位与政治上的前途，从而冲淡了对政权的依附意识，造成了思想领域相对松动、活跃的局面。而且，他们中的不少人，也通过靠自己的智力创造手段谋生的途径，加上“元（代）以功利诱天下”（明·方孝孺《赠卢信道序》中语），统治者重视商贸，这与儒家传统的“重农抑商”、“崇义黜利”的治国方针有别，因而他们在获取生活资料的同时，亦增强了独立自主的意识，间接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这是元代统治者实施民族、文化歧视政策所带来的、属于“因祸得福”性质的社会效果之一。

这一社会变革现象，对潮州的经济、文化，亦有重大深远的影响。

在广袤的“南人区域”中，潮州是元军最后攻陷的堡垒之一。由于宋安抚使、代州守马发“婴城固守”，率潮州军民抗击元军大将唆都数万大军，前后竟达半年多，后因叛徒出卖，城始破。元军“焚民室庐，火焰亘天，城中居民元噍类（几乎无生存者）。”（《永乐大典》引《三阳图志·归附始末》）翌年南宋灭亡后，蒙古贵族仍视潮州为“烫手的山芋”，始终无人愿来担任达鲁花赤（地方最高官员）的职务。本来，由于交通不便，地处“省尾国角”的潮州，与政治中心的关系就相对地疏浅，如此一来，更处于“山高皇帝远”的境地。而这种与政权中心若即若离的状态，客观上亦为商贸特别是海外交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民国《潮州志·实业志·商业》谓：“大抵海运既兴，如柘林、黄冈、南澳、樟林、东里、达濠、海门、神泉等处，皆为出洋之口，巨舶往来海上，运载土货至广州及闽浙，或远达南洋、日本，转贩外货转入。”该志着重说：

维前代夏、夷通商，几无一不与倭祸有关（原注引明·郑若曾《海防事宜》：“中国欲知倭寇消息，但令人往南澳，饰为商人与之交易，即廉得其来与不来与来数之多寡。”）……明初屡有徙民（原注：洪武二十年、永乐七年两徙南澳居民）、禁蕃货（原注：建文三年十一月）之令，则元代互市盛况，亦可推见。

光绪《海阳县志·选举表》列宋代海阳县籍进士52人，特奏名（性质、待遇与进士同）28人，共80人。而元代89年中，海阳籍进士的人数为零，“特奏名”栏中只有丁宜卿一人（还是据《仙田丁氏族谱》补入，说是贞元乡试第一名，略同明代之“解元”，只能说是头名举人。）“乡贡、荐辟、制举”栏中亦仅有八名（包括祀乡贤的陈肃）。也就是说，除了“徵辟”（多少带有强制意味）以外，潮州“首善之区”海阳县的儒士几乎游离于科举考场之外。拒绝通过科名、依附于政权而入仕的态度，历历可见且付诸行动！

如此说来，元代潮州的文化岂非停滞不前？其实亦非尽然。甚至可以说，随着传统规范意识束缚的相对松动，地方文化正沿着彰显自身特色的模式不断发展，特别是“开明人”来当行政主管的时候。所谓“彰显自身特色”，一是加强“崇韩文化”的建设。元代中期的三十年间，据《永乐大典》所载，就有元贞二年（1296）总管太中帖里，大德五年（1301）总管卞立宗、九年（1305）总管常立德，延[~公式~]四年（1317）[~公式~]宪张世荣，泰定三年（1326）总管亚中马哈马等五次对笔架山韩祠不同程度的修缮或捐金买田置祠产的举措。又，至正四年（1344）通判乔贤于修桥之馀，复建“仰韩阁”于桥之西（即东门楼基址），此举与韩祠之修缮，在增强潮人“崇韩情结”方面，贡献良深。二是推动对地方先贤的景仰。丁允元于韩山建“忠佑庙”（后称韩祠）后，州南七里的韩庙渐告冷落，南宋州守沈[~公式~]、陈圭先后在韩庙故址建[~公式~]簪亭、八贤堂与南珠亭、九贤堂，迨宋、元易代，亭、堂均废。至顺二年（1331）。总管王元恭“重建九贤堂于旧基……仍创南珠亭于前，以复太平之盛观。”三是致力于州学、书院教育事业。元代的潮士虽不屑于依附异族统治者以求科名，但依孔夫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教诲，仍力学不辍。开明的地方主管官员如陈肃、丁聚、王元恭、王翰等亦顺应潮流，不遗余力地完善州学，书院的建设，以致《三阳志·书院》有“潮二书院（按，指韩山、元公书院），他郡所无，文风之盛，亦所不及也”的赞语。表面看来，不屑功名与力学不辍，似乎矛盾，实则不然。“立德修身”是士子终生为之奋斗目标，“无意科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亦可理解为“蓄势待发”。因此，当汉人重掌江山时，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试行科举，至六年罢，十七年（1334）科举方步入正轨。此前，人才选用多由荐辟，据乾隆《府志·选举表》，明初海阳县十七年间，荐辟竟多达20人（其中，刘孟长官太仆寺丞，戴[~公式~]官佥都御史）。而洪武朝自三年试行科举后的六个科期内，海阳县居然有35名举人（科均近6名），3名进士，2名解元！故万历间知府郭子章要在《潮中杂志·解元考》中感慨地说：“（明）开科之始，海阳蔡希仁（三年），刘德海（五年）连中第一人，文之盛，有自来矣。是时广州尚诎于潮！”而明初海阳县荐辟、科名之盛，不正是元代潮州士子“蓄势待发”之最好注释吗？

附带说一下，潮语有“笑贫勿笑娼”之谚，其源头亦许来自元代。“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诚然是历史上尝有过的不争的事实，况且“娼”在古代是指从事歌舞的女艺人，后来才指妓女。宋·赵令[~公式~]《侯鲭录》卷五：“至于娼优女子，皆能调脱大略。”“娼优”就是指前者。即使是指后者，在元代亦比儒士高一等。所以潮州士子既然不依附权力中心，自然要自己“为稻粱谋”。如果穷得连自己都活不下去，又有什么资格去耻笑靠姿色混日子的“娼”们？因此“笑贫勿笑娼”一语，应是元代特殊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带有砥砺“自食其力”性质的特殊语言。此即语言学上所称的“时代烙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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