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文明对话，崔勇三次摘取中国考古界“奥斯卡”
崔勇
文/羊城晚报记者黄宙辉图/受访者提供
5月5日中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崔勇急匆匆从阳江开车奔向广州的家，赶赴一场“云端”的盛宴。
当天15时30分，“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通过视频直播，公布最终的“十大”名单。当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念出“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名字时，作为该项目领队的崔勇感觉“一块石头落了地”，如释重负。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誉为我国考古界的“奥斯卡”。“获知入选结果后，我也没有太激动。”崔勇对羊城晚报记者坦言：“但在公布结果前，我还是很害怕，因为该项目被期望得很高，如果不能入选的话反而会感到落差太大。”16时20分，崔勇在朋友圈转发了国家文物局公众号推送的《刚刚，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配上了六个字“谢谢大家支持”。
翻开崔勇的简历，其考古经历甚为丰富，从事水下考古工作已有30多年。作为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崔勇全程参与了“南海I号”宋元沉船的调查、试掘和整体打捞工作。2016年开始，他主持“南海I号”考古发掘工作。2007年，他主持了“南澳I号”的调查和试掘工作，2010年-2012年主持“南澳I号”的发掘工作。他全程参与“丹东一号”（致远舰）的调查和保护工作。
触摸古代文明，与古代文明对话，令崔勇对水下考古的意义有独特的理解。他说，作为水下考古人员，这些年来，对于从古船上看到金银财宝，他早就习以为常。“水下考古的意义不在于挖掘到了多少金银珠宝、金锭、珍宝，我们考古人员对这些根本没兴趣。”崔勇告诉记者，在考古中，更让他兴奋的是发现那些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文物，这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生产活动很有价值。
崔勇的努力付出，获得了回报。他主持的古椰贝丘遗址荣获“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被评为“2006年—2007年度田野考古二等奖”；主持“南澳I号”的发掘工作，其中2010年度的发掘工作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六大发现”，同时荣获“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2年度发掘获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三等奖；“南海I号”获“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对话
三次参评“十大”全部获奖
羊城晚报：“南海I号”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您认为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崔勇：“南海I号”入选，证明了水下考古用整体打捞，精细发掘这种新方式也被传统的考古学者所认可和接受，也证明这些年“南海I号”的坚持得到了应有的收获。
“南海I号”沉没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出水的大量贸易瓷器、铁器、铜器、丝绸、金、银、铜币等，显示出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已涉及海外贸易体系当中，再现了南宋海洋活动的繁荣景象。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南海I号”蕴藏的信息总量极为庞大。我们引入聚落考古理念，把“南海I号”作为某一时间节点上高度浓缩的聚落形态，对海洋沉船的埋藏环境、古代贸易活动和海上生活、沉船遗址的海洋生态、古代中外生物交流等进行综合研究。我们的保护发掘正是在无限接近全面提取这些庞大的信息，这正是最初整体打捞的构想和初衷，同时也对水下考古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羊城晚报：截至目前，您参与的项目已收获了三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项。这些项目有何不同？
崔勇：加上“南海I号”，我是第三次申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了。第一次是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申报的项目为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那是一个田野考古的史前遗址，很幸运被评上了“十大”。第二次申报的是2010年度“南澳I号”水下考古项目，这个是纯水下考古的发掘项目，很幸运也被评上了。这次是第三次，2019年度“南海I号”考古发掘项目是水下沉船经前所未有的方式打捞上来，再放到博物馆进行陆上的发掘。这三个项目的工作方式不一样。
羊城晚报：获得三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您还有什么目标吗？
崔勇：目前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南海I号”，还有很多后期的收尾工作要做。
水下比陆地有更多惊喜
羊城晚报：考古发掘“南海I号”项目这么多年，令您印象最深刻是哪件事？
崔勇：“南海I号”挖掘值得关注的事件有很多，有第一次调查发现的时刻，有试掘出精品的时刻，有整体打捞出水的时刻，也有发掘完成的时刻……这些事情令我都印象深刻，无法排出高低。
羊城晚报：您作为项目领队的“南澳I号”也获得了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南澳I号”和“南海I号”两个项目在发掘上有什么异同？
崔勇：从发掘过程来看，“南澳I号”的风险更大，效率更低，但那是纯水下考古发掘。以前、现在和将来，纯水下考古发掘都将是水下考古的主要手段和方法。而“南海I号”的整体打捞方法对于这艘船来讲可能是最合适的，但不具备普遍意义。
羊城晚报：您一直奋斗在水下考古一线，相比于陆地考古，水下考古更难更危险。在您看来，水下考古的困难和危险有哪些？
崔勇：水下比陆地危险是肯定的，但往往水下能给出的惊喜也比陆地多。截至目前，总共有6个水下项目参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分别是：绥中三道岗沉船、南澳I号、华光礁沉船、致远号沉船、经远号沉船和“南海I号”。除华光礁沉船之外，其余5个都入选了“十大”。水下项目的入选“十大”成功率远比田野项目更高，水下的吸引力也更大。至于水下考古的困难是有的，但有前人的经验、自己的经历和大家智慧，这些困难都被克服了，也体现了水下考古的团队精神。
中国水下考古世界领先
羊城晚报：作为中国水下考古的亲历者、见证者，您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水下考古取得了怎样的成就？目前，中国的水下考古在世界处于什么位置？
崔勇：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有了长足进步，领考古界先锋。中国水下考古先是“走出去”，后是“请进来”，最后进行合作联合调查。1989年的“南海I号”中日合作调查，是中国考古界在改革开放后进行的第一个中外合作项目。目前，随着“南海I号”的打捞和发掘的成果，标志中国水下考古已经在世界水下考古领域处于领先和前列位置了。
羊城晚报：您从事考古工作已有30多年，有没有想过干到多少岁就退休呢？是什么支撑着您这么多年坚持干考古这同一件事？
崔勇：跟大家一样，我干到60岁就退休，现在离退休还有两年半时间。其实，庸俗地说，水下考古就是我的职业和饭碗，和干别的工作是一样的，偶尔有一些发现和想发现的冲动。考古大多还是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不干这个就会去干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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