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契里的汕头埠往事
■ 许壁锋
查考潮州府九邑曾氏宗祠文献中的蒸业地契，可窥见汕头开埠初期一些土地交易情况、金融活动痕迹及其时的民风世情。
汕头自1860年开埠后，房屋地权交易频繁，除为华洋各行铺商人、买办等购入外，尚有不少祠堂、书院、善堂等购入土地，汕头埠本土的各类组织如同济善堂的同济海坦（今韩堤路中段）、诚敬善社的“诚敬社”田地（今杏花街与铸钢厂旁巷交界）。而潮州府内各邑也有购入地产，如潮州府九邑曾氏宗祠（堂号三省堂，其原位于潮州府西门，即今潮州西马路新街头至上西平路段）就曾在清代光绪年间至民国初期，鉴于汕头埠的商业价值，购入部分地产，用于宗祠的日常运转、管理、祭祀等费用，此类产业称为“蒸业”。通过查考曾氏宗祠文献中的蒸业地契，可以窥见汕头开埠初期一些土地交易的情况及其时的民风世情。
三省堂在汕头埠蒸业：聚焦商业旺地
据民国时期出版的《潮郡九邑曾氏宗祠祠簿》载，曾氏宗祠始建于1889年，落成于1891年。它坐落于潮州郡城内和睦坊佘府街土名宝盒心处，即今潮州市西马路，因尊奉孔子弟子曾子为祖，故以“曾子三省”典故号为“三省堂”。该祠簿罗列了曾氏三省堂蒸业7处，除其中一处系潮州府城内佘府街圣庙照壁前瓦屋铺面外，其他6处均在汕头埠内。从购买时间看，三省堂购买府城内的地产系1890年，汕头埠的铺面购买时间则从1892年开始，一直到1912年。可见，当时购买府城佘府街，三省堂尚未落成，而当三省堂建设完成后，其蒸业的购置目的地都聚焦于新兴港口汕头埠处。
从三省堂购买的汕头埠地产看，几乎都是在汕头埠的商业旺地，如至安街、第一津街（今永平路）、镇邦街、永泰街、通津街、升平街（今升平路）处，这些街路在清代光绪年间是汕头埠最繁华的商业地段，购置后租赁给商户，每年收入的租金作为三省堂日常用度。除罗列蒸业的位置、购置日期、租户、租金情况外，三省堂把所有蒸业的契约全文罗列祠簿中，这对查考汕头埠其时的社情民风有一定裨益。
汕头埠的金融往事：佛银与直银
在1892年曾氏三省堂购买善安堂杜奇猷的至安街“苏泮娘”“郭忠恕堂”铺面契约中，可以看到三省堂分别出“时价佛银八百两正”“佛银三百二十两正”的价格购买这两处房产。“佛银”是一种外国货币。据《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四》乾隆十年条云：“至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闽、粤之人称为番钱，凡荷兰、佛朗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元计。”汕头埠作为华洋杂处之地，开埠后商业活动频繁，所使用的货币多样化，“佛银”虽是外国银币，但因华洋交易频繁，逐渐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通货”。1902年《台湾日日新报》报道“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纸币，其额系墨西哥佛银十万元”，1906年8月4日《台湾日日新报》报道中又有“佛银之中，惟日本圆银最行，且有龙形，称为龙银”的记述，由此处可知，“佛银”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银币，而是多种不同外国银币的总称。
早在1844年，顺德人梁思泽就因为外国假银流通甚广，编著《银经发秘》一书，介绍各种流通于广东地区的外国银币鉴别方式，其中将西班牙银元上国王像称为“鬼头”，用来与“花边”等无头像的银币区分。而在该书编著后的闽南、潮汕一带的契约乃至碑刻，则多见“佛银”“佛番银”“花边”等货币，未见“鬼银”等说法，可能是“鬼”字面不祥，用“佛”字替代。由此推断，这些汕头埠契约中的“佛银”，应该就是带头像的外国银币或者相同重量的银币。当时俗称“花边”的纯度较高的外国银币每枚重7钱2分5厘，其他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流入的杂港银币每枚重6钱7分。可见，当时“佛银”系质量相对于“花边”较轻的外国银币总称。
而在1912年三省堂购买汕头埠德万昌西社升平街瓦屋的契约中，则花费“直银”共3200元“七兑正”。“直银”又叫“直平银”，主要是因为汕头埠流通“花边”“佛银”等外国银币复杂，重量不一，汕头埠各商号为了交收方便，将4枚7钱2分5厘银元与6枚6钱7分银元用纸封住，加盖商号印章，每包重7两，称“直平银”，其货币单位因重量称为“七兑”。到清代光绪晚年，因“七兑银”多伪造、沉重等故，开始有汕头的中外洋行发行钱庄票转为信用货币，如嘉发庄、太古庄、台湾银行汕头支店乃至与三省堂进行房产交易的德万昌，都是发钞商号。
由此可见，汕头开埠后，因商贸活动频繁，通用货币不断发生变化，“佛银”“直银”的出现，是汕头埠清代末期快速发展的经济与市场繁荣的见证。
汕头埠清末的公私组织：水龙局与新市尾
从曾氏三省堂的这些契约中，不仅可以看到金融活动的痕迹，还可以看到一些公私组织情况。
如1892年曾氏三省堂购买善安堂杜奇猷的至安街铺面契约中，记载了该铺面东面与“水龙局墙边”相邻，北面与“同顺锡铺”相邻。所谓“水龙局”，是当时汕头埠的消防救火组织，“局”是清代晚期对民间在征求官方许可与支持后成立的社会组织的通称，如位于安锡巷的“同济局”，就是原同济善堂。当时汕头商贸与生产发达，但埠内房屋狭窄，容易因风得火，因此设置水龙局为救火之用。
又如1893年，三省堂购买庵埠瓜陇乡林作记瓦铺契约，系购买了一处名为“汕头埠土名新市尾”的房产，这一名称在契约中备注解释为“镇邦街”。汕头埠原有“老市直街”一条，位于今升平路万新直街，而这一契约表明，在汕头老市之外，早期汕头埠市场也在镇邦街等处开设，而且市场有一定规模，方有“头”“尾”之分。
清末汕头埠的异国通婚：开风气之先
异国通婚在今天已经是寻常之事，但是在清代潮汕地区相对少见。在曾氏三省堂的契约中，还有一桩汕头埠早期异国通婚的记述。1896年，三省堂向李木胡购买了永泰横街的一处建筑物。契约中记述：“李木胡承祖母张氏名顺富配夫洋人阿利益遗下支分应分铺一间。”这段记述的意思是，李木胡的祖母为张顺富，而张顺富的配偶是一名洋人，名为“阿利益”。以李木胡与三省堂交易房产时间看，李木胡祖父洋人阿利益与祖母张顺富的婚配，应至少向前追溯三四十年，也即汕头埠这宗异国通婚与汕头开埠时间相近。可惜该契约没记述“阿利益”是何国人，但从这份契约看，早在清代同治年间，汕头埠对于中外婚配行为尚能接受，这种风气之先也是当时汕头埠具有特色的婚姻文化。
曾氏三省堂这些契约内容十分丰富，从中除了看到地契文献的金融信息等，还可以了解到汕头埠早期的婚姻、商业乃至于各类公私组织的情况，清末汕头埠的一些图景，通过这些文字又浮现于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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