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乡、都、都图
有朋来访，问及“乡、都孰大”一事。在我的印象中，乡、都皆是地方行政区划名称，历代均有别，至于彼此之间有无隶属关系，一时还真说不清。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遵此训诫，于是赶紧查书。
要说清乡、都关系，还得从“里”说起。
里，是基层行政组织，其制不一。（1）《周礼·地官·遂人》谓：“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乃知周代以二十五家为里。（2）《管子·小匡》云：“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知春秋时代，五十家为一里。（按，先秦时代，还有以72家、80家、100家为一里者，引文从略）。（3）《旧唐书·食货志上》中有“百户为里”的记载，可见，唐代延续了以百家为里的制度。（4）《明史·食货志二》：“迨造黄册成，以一百十户为里。里分十甲曰里甲。”《清史稿·食货志二》：“凡里百有十户，推丁多者为长。”乃知明清时代，里为110家，约相当于当今的“村”。此外，里也是城市中的基层行政区划。如潮州城中有“高华里”“万寿里”等。民国年间，脍炙人口的讽世小说便以《长光里》为书名。
再说说“乡”：
（1）《周礼·地官·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比有“下士”为“比长”。相保：相互督责“不为罪过”）五比为闾，使之相受。（闾有“中士”为“闾胥”，相受：“有宅舍破损者受寄托”）四闾为族，使之相葬。（族有“上士”为“族师”。相葬：“使之相助益”）五族为党，使之相救。（党有“下大夫”为“党正”。相救：“有凶祸者使民相救助”）五党为州，使之相赒。（州有“中大夫”为“州长”。相赒：“民有礼物不备，使赒〈周〉给之”）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乡有“六命卿”为“乡大夫”。相宾：“乡内之民有贤行者，则行乡饮酒之礼。宾，客之举贡也”）”〈括号内之注文，均据唐·陆德明《周礼注疏》〉又，《汉书·食货志上》：“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从知至迟至汉代，“乡”在万户以上（春秋战国时，也有以二千家、三千家为一乡者，此处从略）。（2）唐宋以后，乡变成县级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旧唐书·食货志上》：“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共五百户）《宋史·袁燮传》：“合保为都，合都为乡，合乡为县。”显然，作为行政单位，“乡”的区域和拥有的户数，经历了一个从大至小、由多至少的过程，而转折点大概是在东汉时期，这从“侯”的爵位等级可见其端倪：《后汉书·百官志》谓：列侯“以赏有功，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汉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乃知其时乡小于县、大于亭。但从上引《周礼》之文可知，乡拥有“万二千五百户”，这在人口总数相对稀少的周代，却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几乎等同于一个小诸侯国，且“五州为乡”，乡在“州”之上，因此，从元代开始至明、清定型的三年一科的全省科举考试也称“乡试”，中式者则称“举人”。乡试亦称“乡闱”（省城贡院逢科考期间，外围墙上遍插荆棘以防作弊，故称），这里的“乡”，就是沿用古义的“大乡”。
都，周代原指建有君主宗庙的城邑，后指国都，京都，泛指大城市。而作为行政区划名的“都”，历代亦有不同内涵。（1）《尚书大传》卷二：“古者处师，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按，合3600家），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郑玄注：“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此盖虞夏之数也。”（按，相传大禹定天下为九州，则全国共约388.8万家）此为夏代的政制。（2）十州为都。《管子·度地》：“故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共10万家。比《周礼》所说的拥有1.25万家的“乡”大了八倍）都十为霸国。”（春秋时代，拥有十个“都”百万家的诸侯国便可称雄称霸）（3）“都”在周代还是计量亩数的单位。《周礼·地官·小司徒》：“九夫为井（郑玄注：“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按，指古代九夫所耕的九百亩田），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准此，一“都”合九十二万一千六百亩，数量也十分庞大。
总之，作为行政区划，古代的乡和都的范围都较大，其概念则随不同的时代而有所变化，且彼此间没有太直接关系。但从唐代之后，“乡、都”的“地位”却不断下降，变成县级以下的行政区划。宋代以后，如前文所引，开始“合保为都，合都为乡，合乡为县。”且“乡都”合称，泛指农村地区。如《元典章·吏部六·吏人》谓：“吏人既久，人亦熟，在县分管乡都，科差词讼，公行贿赂。”这种“都”隶属于“乡”的新格局，与春秋时代的“邑制”正好相反。《管子·乘马》说：“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连，五连而暴，五暴而长，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都，邑制也。”这也许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吧。
明清时期，乡、都的关系相对固定，这从地方文献中也可得到证实。明隆庆《潮阳县志》卷六[乡都]谓：
本县自建置以来，旧有四乡，曰新兴，曰兴仁，曰奉恩，曰丰欢，共统十四团（按，地方行政单位名。《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五年》：“诏以州并乡村，率以百户为团。团置耆长三人。”）……大明一统……洪武十四年……于是更改十四团为十六都，都别有图，平道里之远近也。
雍正《海阳县志·地集乡村·乡都》也曰：
延德乡（都八）登云都、登隆都、隆津都、上莆都、东莆都、南桂都、江东都、龙溪都。
是皆“都”统于“乡”之明证。据该《志》所载，其时海阳县设有“长乐乡、延德乡、光德乡、怀德乡”四乡，合县城各坊、四厢，共有“都十九，图七十有一。”（图，也是地方区划名·顾炎武《日知录》引《嘉定县志》曰：“图，即里也。”乃知“图”是最基层的区划名，故地方志中多以[都图]作为区划篇目。）
综上所述，潮阳县、海阳县幅员相对辽阔，而明、清时期，两县仅分别辖四乡，依理而论，“乡”的概念，应类似潮安县于民国19年（1930）实行之“全县分八区，辖六十四个乡镇”之“区”（据1995年版《潮州市志》）。而“都”则略似当今的“乡镇”。而且“乡”时设时废、“都”却相对稳定。故光绪《海阳县志·舆地略二·都图》篇中便仅开列城内七坊、城外四厢（亦称“在城都”、东厢都、西厢都、南厢都、北厢都）及辖内十三都共十八都，中间再无“乡”之区划名目。何况历史上，曾有过“四乡为都”，也有过“合都为乡”的事实，故不宜笼统地说“乡大于都”，只能说：宋代以后，“乡”有时具有现代“区”的性质，此即所谓的“合都为乡，合乡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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