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山沟走出的晚清教育实业家 刘士骥一手筹办中山大学前身 两广优级师范学堂
刘士骥以其才学毅力，为岭南文教殚精竭虑，赢得生前身后名。
刘士骥故居的一角。
在地派见龙围，刘士骥度过年少时光。
龙门珠洞见龙围是刘士骥祖父所建。
刘士骥著作《刘征君佚稿辑存》书影。
刘士骥著作《刘征君演说汇编》书影。
清光绪三十年(1904)，刘士骥为创办新式学校———龙门官立高等小学堂而发表的《敬告龙门本籍士绅文》。本版文图 《东江时报》记者侯县军
1909年5月27日，清宣统元年四月初九傍晚，半轮月亮挂在广州城上空，广西补用道、广西振华实业公司创办人刘士骥刚从美洲招股返国不久，便在广州永安里寓所，为一伙刺客所杀。
刘士骥被害一案，震动了全国，海内外媒体热炒。比如《南洋总汇新报》以加大号字体刊出电报：“刘士骥观察前由美洲筹得款项二百万余元而归，以振兴广西工艺者，现寓羊城，被匪入屋谋杀。其缘因未悉，目下凶手尚未就获云。”这名从龙门山沟走出的教育实业家，最后竟以身殉职，时年52岁。
刘士骥简介
（1857-1909）
字铭伯，号毓瑰、鸣博，为龙门高明见龙围人（今地派渡头村新围村民小组），生平致力于两广新式教育和办实业救国，可谓晚清政坛少壮派，时人以“学界之伟人”誉之。
弱冠之年扬名省城
刘士骥，清咸丰七年（1857）生于龙门珠洞见龙围。刘士骥先祖世居龙门县城学前街，他的祖父刘渭中经商致富。清道光四年（1824），刘渭中兴建见龙围，道光六年（1826）落成入伙，炮楼则始建于咸丰三年（1853），落成于咸丰七年（1857）。
刘士骥的父亲刘壮清，教子读书甚严。刘士骥20岁那年，父亲带着他到了广州，从名师吕拔湖、何淡如，入读广州四大书院之首粤秀书院及越华书院，连擢第一，时人称其为“下山虎”。
清光绪十一年间（1885），刘士骥被选为拔贡，8年后，即清光绪十九年（1893）考取恩科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刘士骥在北京参加了康有为发起的 “公车上书”，两人自此相知，期间，刘士骥还与民主革命斗士陈景华结为“诤友”。此后，刘士骥分发广西补用，后署理平乐县，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署理广西永淳知县。
在广西永淳任上，刘士骥开始显露杰出的教育才能。当时永淳县盗贼遍野，民众生活艰辛，官府无暇顾及地方教育，连昔日仅有的两所义学也被废弃变成菜园。刘士骥上任后立即召集士绅会议，慷慨陈词，认为要富国强兵，必须从教育青少年开始，于是决议先修复两所义学，改为蒙养学堂（初级小学），然后筹款兴办“紫澜学堂”，振兴永淳教育事业。
刘士骥在永淳仅80多天，兴蒙学、开民智，他不仅看到了启蒙教育与国运的密切关系，寄希望于少年一代，而且已关注到海外华侨的教育。
20世纪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在刘士骥教育文集《淳州鸿雪》序言中称：
“数十日之短期，振数千年之锢习，文翁化蜀、昌黎刺潮，殆犹未足以方之”。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底，清廷开经济特科试，学部尚书堂景崇、广西巡抚丁振铎推荐刘士骥赴北京应试，上《经济特科廷对策》一卷，提出学习西方、富国强兵、教民养民的不少具体主张，可惜未被采纳。在北京时，刘士骥联同京外官绅，具呈都察院，代奏请免广东苛捐杂税，得光绪皇帝许可，交由两广总督豁免，两广人民欢欣鼓舞。
破除障碍在两广力推新学
刘士骥后补授怀集知县，不久以患病为由辞官返回龙门老家、广府之一偏隅。刘士骥没有闲下来，致力家乡文教事业。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士骥与李寿田、林钺、谭锡光等策划改清代书院兴贤书院，发展新式教育，龙门首间新式学堂——— 龙门官立高等小学堂由此创立。刘士骥在背后支持李寿田任校长。
李寿田后有诗感慨：
“星冈钟毓萃人才，教育端资学校开；学子莘莘贤济济，几多桃李受栽培。”
龙门的天地太小，显然不是刘士骥施展拳脚的地方。实际上，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对刘士骥留心学务、热心教育早有耳闻，于是聘他出任两广学务处查学委员，发展新式教育。当时新式学堂草创，新旧争论风潮剧烈，潮州、嘉应（今梅州）、德庆、香山（今中山）、增城等地尤甚。
刘士骥悉心考察：
“审其由直，平其意气，莫不释然就理，其顽固不化者，则据实请惩，不稍回曲”。
比如，当时领导台湾抗日斗争失败后来到广东的著名诗人丘逢甲，也全力投身新式教育。他于光绪二十五年（1901）在汕头筹办新式学校岭东同文学堂，并任监督（校长）。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因该学堂鼓吹新思想，地方守旧势力借端捣乱，假造人命案，企图搞垮学堂并牵累丘逢甲。丘逢甲遂辞去岭东同文学堂监督之任，前往广州，与刘士骥相识，成为朋友。
丘逢甲久仰刘士骥之声名，阅读其《经济特科廷对策》后，作诗称：
“早闻声价重龙门，一疏轰传扣九阍；吾辈当为天下计，此才岂藉特科尊！”
清光绪三十年（1904）春，围绕岭东同文学堂之风潮愈演愈烈，丘逢甲请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员调查。刘士骥奉命于当年2月下旬到汕头查办。经过半个月斗争，他“将恶绅斥革，提省究办；将滋事店号查封。卒乃帖然不敢固执，惟委员公允之议是从”。风潮平息。见该学堂公款被澄海县士绅把持，刘士骥又至澄海，以“韩愈驱鳄”的强硬姿态，与各书院司事“约限三日速了此事”。
在刘士骥大力推广下，新式教育得以在两广推行，为晚清两广教育改制做出重大贡献。在此期间，刘士骥在广州先后创办清平、善庆、芳村、丛桂、观成、珠光、东关7所小学堂，规定凡旅省人士之子弟皆准入学就读。广州珠江河面有不少世居船艇的水上居民，当时被蔑称为“疍家”。他们备受歧视，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刘士骥不顾禁忌，认为“有教无类”，毅然招收水上居民子弟上岸入学读书。
尤为可圈可点是，刘士骥在广州期间，一手筹办两广优级师范学堂 （中山大学前身）。为筹集学堂经费，刘士骥到芳村黄大仙祠善堂住持处“化缘”，得该善堂绅董大力支持，捐资一万金为师范学堂开办费用，又负责新建学堂一所和师范学堂常年费用每年五千金。其时，广州长寿寺因案充公，刘士骥又奉准将长寿寺开作大市场，每年得金六七万，以供师范学堂常年经费。经刘士骥一番努力，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按计划建成开学，为岭南名校打下基础。
他人评价
“崎岖岭海，靡夕靡朝，不敢告劳，而轺车所至，笔舌兼施，辄能排解纷难、灌输文明。比年以来，遂使珠江流域黉序如林，气象为之一新，学风之良，直驾各行省而上之。”
——— 20世纪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评刘士骥在两广推新式教育
“早闻声价重龙门，一疏轰传扣九阍；吾辈当为天下计，此才岂藉特科尊！”——— 广东著名诗人丘逢甲阅刘士骥《经济特科廷对策》
赴南洋视学开华人新学之风
不久后，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刘士骥上司两广总督岑春煊奏称，刘士骥在出任两广学务处查学委员任上，“遇有各属所办学堂，派往查视，均能事事踏实”，请朝廷奖励刘士骥。同年，丘逢甲也被岑春煊聘为两广学务处视学，与刘士骥为同事。
丘逢甲有诗歌《龙门之桐行，赠刘铭伯》：
“龙门之桐斫为琴，冰丝玉徽音古音。琴师携奏九天上，繁弦急管声为瘖。百神觞帝宜有此，不信天乐翻崇今。五尺之囊裁古锦，韬以南下江湖深。明堂清庙非不用，且用邦国坊民淫。鸱?在泮?在林，凤凰不来愁人心。谁扶孤阳抑群阴，嗟哉琴德何愔愔！”
此诗风格低沉，丘逢甲不仅称赞刘士骥为“龙门之桐”，化做琴为国而鸣，同时以此诗自况，与刘士骥互勉，友谊之深，让人动容。
因潜心办学，刘士骥深得两广总督岑春煊器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岑春煊会同闽浙总督奏派刘士骥往南洋视学。
刘士骥出洋3年，遍历南洋荷属、英属数十埠，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联络华侨，对已有学堂者，为之正宗旨，定教科；未有学堂者，为之筹经费，拟章程。刘士骥抵达荷属万隆时，染病几乎不治。同仁劝他回国就医，刘士骥不从，带病坚持电请各埠学堂绅董举派代表，在万隆开大会，研究维持学务之法。
据马来西亚官方近年来编写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清廷与华文教育章节记载：1905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主动奏派广西知事刘士骥前往南洋视学，周游英、荷两处的殖民地。并在印尼万隆举行学务会议，召集各地代表，共商侨教发展及侨校管理等问题。
岑春煊在接到刘士骥的禀报后，鉴于“所拟名目，与学部新章不符”，将建议中的总学会、学务公所一律改称为劝学所。新加坡方面即委任总领事孙士鼎为总董，槟城则委任胡子春观察为总董，并派苏乔、荫启元为新、槟两地总视学员，驻守槟城。这是清廷直接参与马来西亚华教第一件事。
刘士骥认为需要人才管理华侨学务，于是请奏清廷派广西举人汪凤翔为爪哇岛总视学员。汪任职3年，勤于学务。从此，海外华侨办学者日多。
在南洋视学期间，刘士骥受到以康有为为总会长的“保皇会”的热烈欢迎。早在光绪十五年（1889），刘士骥在北京就结识了康有为。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自任总会长。刘士骥不顾危险，作《戊戌公案》一书为康有为辩冤。上京应经济特科时，他又上书请求开放“戊戌党禁”，赦免戊戌案内各员之罪，撤销缉捕康、梁等人之令，解除党禁，让康、梁党徒回国从事政治活动。
为朋友而牺牲、冒险建言，可见刘士骥义薄云天。于是，当刘士骥在南洋视学时，“保皇会”将刘士骥以“为极同志之人”对待，礼遇有加。
从教育转实业志未酬身先死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应广西巡抚张鸣岐之招，刘士骥回国，入其幕中，任广西补用道，负责地方自治局的工作。次年，刘士骥被派往美洲游说华侨集资兴办广西实业。
19世纪7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兴起，国库被列强几近刮空的晚清政府，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经济来源，瞄准了“富甲各处”的华侨资本。清光绪初年，清政府先后向欧美、南洋建议驻外机构和领事馆，用以架设国内外侨情桥梁，还派人到海外做“劝导”。所谓“劝导”，“招徕华商，振兴商业”。
刘士骥从办新式教育而声名鹊起，有过南洋视学经历和廉政能干，是合适人员。踏上美洲开始，刘士骥的身份向实业家过渡。
此前广西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刘士骥认为：
“非兴实业，不足以弭兵戎；非发矿藏，不足以厚国力；非招华侨，不足以钊大公司。”
刘士骥在美洲联络了欧榘甲、梁应骝、叶恩、刘义任等“保皇会”骨干到广西，谒见张鸣岐，确定创办振华实业公司，开采贵县天平山银矿和修铁路、开银行等兴实业计划，并率欧、梁、叶、刘等赴美洲向华侨招股。不数月，集股三百余万，成立广西振华实业公司。
一心想以实业救国的刘士骥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正陷入“罗生门”中。“保皇会”之前所办企业一直没有成效，寒了华侨的心。看到华侨并不想购买股份，刘士骥等人苦口婆心地解释，说明振华实业公司是奏请朝廷开办，一切依《商律》行事，与“保皇会”所办企业绝不相同，这样华侨才 “恍然大悟，慨然相信，踊跃附股”。振华实业公司日益肥大的钱袋，引来“保皇会”觊觎。在以后的日子里，刘士骥不断收到“保皇会”要求操纵振华股款的无理要求，而刘士骥再三严词拒绝。
有资料显示，康有为率领着“保皇党”在海外华侨中曾招募股金办起一批企业，但由于任人唯亲和挥霍无度造成严重亏损。他们企图插手振华实业公司，用振华的股金来填补自己的亏空。刘士骥合伙人欧榘甲等因不满康有为所作所为，不愿与其合作。
《龙门县志》记载，在美洲筹款的刘士骥，“讵行至必珠，卜奸人暗告士骥棍骗，当地警察遮留之，驻美使臣出而交涉，始得释”。张鸣岐闻报，即电促回国。
清宣统元年（1909）三月，刘士骥抵广州。四月初九傍晚，4名刺客（另4名把门）冲进刘士骥在广州永安里寓所，将其抓住连捅7刀。刘当即毙命，实业救国梦断岭南，人生定格在52岁。
归葬故里被称“学界伟人”
刘士骥被害，震动了全国，当时舆论有多种猜测：一是歹徒谋财害命，二是党派倾轧，或为“保皇派”所杀，或为革命派所杀。至今仍是一桩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
刘士骥逝世后，盛大的追悼会举行，其生前好友作挽联无数。
丘逢甲作挽联，语极悲愤：
“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公得名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孰能止之？”
桂省官绅学商追悼刘征君祭文，赞赏刘士骥为教育所做贡献：
“效忠梓里，驻迹穗垣。引疍户而读书，禁郑人之毁校。……南海盛衣冠之气，炎陬成邹鲁之风……”
后来，岭南学堂（岭南大学前身）校长钟荣光为刘士骥的文集 《刘征君演说汇编》作序说：
“十年以来，时局益棘，向日所谓能文之士，不特无分毫补益于社会，甚且为当道之鹰犬，学界之妖魔。仆友刘鸣博先生，实行之士也，由儒入吏，政绩卓著。其尤勤勤恳恳，热心焦思，务达其平生之志者，则惟教育普及一事。自充两广学务处员以来，粤中各学堂赖其保存成立者，不可胜数。先生扫除习气，实心实力与学务相终结，对于上官、同列、绅、商、士、庶，凡可进言者无不竭诚规劝，以兴学救国为唯一之方针。先生诚学界之伟人哉！”
纵观刘士骥一生，脚踏教育与实业，精通医学，尤其擅长赋诗和古文辞，与丘逢甲、邬宝珍为诗友，著有《淳州鸿雪》《经济特科廷对策》《呈都察院请免粤省苛捐》《查学案要》《刘征君演说汇编》《刘征君佚稿辑存》《嘉应学商汇案》《镇平学案》《南洋视学案要》《美洲劝业编》各一卷，共十种，洋洋大观。
钟荣光视刘士骥为 “学界之伟人”，不是阿谀之词。
先贤星沉消息传出，两广及南洋、美洲华侨纷纷联名上奏朝廷严惩凶手。清廷初时也表示，刘士骥是“为公捐躯”，要“严揖凶手”，但终因朝廷腐败无能，此案不了了之。
叶落归根。刘士骥死后遗体归乡，这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他长眠的地方。据说，为督促清政府破案洗冤，刘停棺3年才正式入土下葬。刘士骥长眠于见龙围对面山坡上，守护着他祖父修建的百年老宅和炮楼。
见龙围晒谷坪左右竖有石旗杆夹，石高70厘米，宽50厘米，厚12厘米，刻有“光绪十一年乙酉科第一名拔贡刘士骥立”字样，这是“下山虎”仕途的起点，也是他人生价值的发酵粉。在晚清大变局中，刘士骥以其才学毅力，为岭南文教殚精竭虑，赢得生前身后名，又在实业救国征途中，壮志未酬身先死，实为爱国爱家之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