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曾在广州农讲所授课的梅江翘楚：为国为民立命 播撒革命火种
由黄枯桐主编的《抗战周刊》，社址在老梅城东湖路35号。资料图片
熊锐。资料图片
熊锐故居。赖俊权摄
黄枯桐。资料图片
黄枯桐的祖屋“椿荫堂”。资料图片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简称农讲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唤起农民觉悟而创办的革命学校。它以“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为宗旨，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共举办了6期，累计招生800多名，学员在校学习革命理论、接受军事训练，参加社会实践，毕业后奔赴各地发动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而农讲所的师资骨干，除了我们熟悉的彭湃、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领导人，师资骨干队伍中也有几名客家好儿郎的身影。
撰文：廖是添
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农讲所的创办
1924年初，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把孙中山旧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推动了工农运动，开创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面。
其时，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所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从开始只有两万户约10万人组成的农会，短短数个月，迅速扩大到百万人，农民斗争的火焰迅速燃遍粤东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地方紧接着建立了农民自卫军，配合国民革命军东征、声援省港大罢工、支援北伐，在南中国大地上创建苏维埃政权，声势威震海内外。
而在此之前最早领导农民闹革命的韦拔群，在广西东兰秘密组建了改造东兰同志会（后称农民自治会）及国民自卫军（后称农民自卫军），号召农民起来“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组织农民自卫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夺取县城后，成立了东兰革命委员会，公布了四条政策：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废除各种契约，提倡民族平等和男女平权。“三打东兰”成为中国现代农民革命运动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
为了把握农运方向，指导农运发展，迅速培养与农运相匹配的农运骨干队伍，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通过农民运动的实施方案，决定组织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派彭湃担任广州农讲所第一任主任。
据史料显示，以“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为宗旨的农讲所，从1924年7月拉开序幕，到1926年9月的两年多时间，一共在广州开办了6期。历届主任（后称所长）中彭湃（第1、5届）、罗绮园（第2届）、阮啸仙（第3届）、谭植棠（第4届）、毛泽东（第6届），均为共产党员，因此，广州农讲所名义上是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但实际上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讲习所教授时间原定每届一个月，在兴办过程中，讲习内容不断丰富，讲习时间也逐渐延长。孙中山曾给第一届学生致训词，廖仲恺、谭平山、陈延年、鲍罗廷、周恩来、李立三、萧楚女、恽代英等先后担任过教员。
据查阅1926年5月在广州市中山四路42号的番禺学宫（孔庙）主办的第6届农讲所资料，这一届由毛泽东任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萧楚女任教务主任的农讲所，是为了迎接北伐战争，推动全国农民运动，在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林伯渠的倡议和支持下开办。
此届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国20个省，成为全国性的农讲所，有学员327名。开设有25门课程，聘任了21名教员进行授课。毛泽东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周恩来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澎湃讲授《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萧楚女讲授《帝国主义》等。学员除学习有关农民运动、军事、政治等课程，进行军事训练外，还到农村实习，按地区组织了10多个农民问题研究会，研究各地农村状况和农运的经验，编印了《农民问题丛刊》52种。
同年9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毕业后回到各自地区，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战争，为此后中国革命培养了忠诚、担当的干部队伍。
熊锐：因学识渊博奉命回国任教
最初在农讲所任教的梅江好儿郎名为熊锐，原名熊新寿，又名维新，字君锐，出生于梅江区三角镇新塘尾村凹子岃“朝锡第”。熊锐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建者之一，也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8名代表中唯一的广东人。
1922年6月，熊锐在法勤工俭学时，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积极发展旅欧党团组织。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欧洲的周恩来、熊锐等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11月和翌年1月，中国国民党旅欧执行部及巴黎通讯处相继成立，熊锐任政治委员会委员长。之后，熊锐又与朱德等组织国民党驻德支部，并当选为执行委员。
1925年春，熊锐奉命回国，因为学识渊博，被许多学校和团体聘请为兼职教授，先后在黄埔军校及农讲所任教授。在此期间，熊锐还被聘为彭泽民在广州举办的华侨运动讲习所教员，与彭湃、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萧楚女、陈其瑗、许超循、甘乃光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人士一起，到华讲所培训首批华侨运动骨干。
由于熊锐曾在日本、法国、德国留学，熟悉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历史，又在柏林的华工、勤工俭学生中做过许多宣传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讲课时能深入浅出，内容引人入胜，深受学员欢迎。在后来广州大东路国民党中央党部开办的政治讲习班，熊锐教授的400余名学员，结业后到湖南、广东等地开展革命斗争或参加北伐战争，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一定贡献。
1926年2月，黄埔军校政治部的机构分设为总务、宣传、党务三科，职员从原来的20多人增加到70余人，熊锐此时也在政治部，与共产党人周恩来、熊雄、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担负着军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他们整体文化程度比较高，经历、经验丰富，不少人是各地工农学生运动的骨干，有的还从事过军事工作，所以，在教学的内容、制度和形式等方面，不断有所创新。
在此期间，中共广东区委举办了两期党员培训班，熊锐讲授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等课程。此外，熊锐还兼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委员及国立广东大学专修学院教授，继而担任广东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兼教授等职。
同年4月，熊锐应邀至国民党委员会开办的劳动学院讲授“世界革命史”。6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劳动学校，培训工人骨干。熊锐又与共产党人刘少奇、萧楚女、阮啸仙、恽代英等为兼职教授，熊锐为工人骨干讲授了《世界革命史》等课程。熊锐还翻译了《唯物史观》等马克思著作。
1926年7月，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聘请熊锐执掌附属中山中学校长。熊锐遂辞去广东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的职务，执掌中山中学。9月，熊锐还被聘为广州妇女运动讲习所教授，讲授“国际问题”。他经常撰写文章送中央广东区委出版的《人民周报》、共青团广东区委出版的《少年先锋》等刊物上发表，他的《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被难之八周年纪念》《空想的社会批评家》《社会主义史绪论》《人类的新史——红十月》《如何纪念革命领袖》等多篇文章，均是富有战斗性的革命理论。
1927年4月上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从武汉来电，请熊锐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政治教官。熊锐经组织同意，为了革命工作需要，决定立即北上。其间，熊锐请熟悉英文的梅江区攀桂坊人黄干甫，以英文版《唯物史观》为蓝本，继续翻译此书的最后两章。安排好这件事后，他预订了4月20日的船票，准备偕夫人海薇一起去武汉。
可是，熊锐夫妇尚未动身，时局却发生了变化。4月15日，广州继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国民党当局逮捕了熊锐、熊雄、孙炳文、萧楚女、麻植等20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下旬，熊锐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在广州南石头监狱，年仅33岁。
《中共党史人物传》这样评价熊锐：他不仅是教育家，而且是一位理论家，一位无畏的革命战士。
黄枯桐：应彭湃的推荐到农讲所上课
农讲所教员队伍里第二位梅江俊杰名叫黄枯桐，这名字听起来挺别扭，笔者查了下相关典故，原来“枯桐”一词实为琴的别称。不管这名字的含义如何，现在如若说起黄枯桐，恐怕知道的人已不多。黄枯桐是梅江区人文秀区攀桂坊“椿荫堂三俊”的老二，堂兄黄干甫（谱名黄干荪，又名黄干）在辛亥革命梅州光复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弟弟黄药眠（谱名黄恍荪）被誉为中国政治活动家，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据考，黄枯桐谱名黄植荪，1905年14岁时被本宗乡贤黄遵宪选派到日本留学，先入成城学校，后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农林专业。1920年左右，当中国兴起赴法勤工俭学的风气时，黄枯桐这位已成家的“海归”再次动了留学的念头，赴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经济学。在法留学期间，黄枯桐与梅县老乡郭冠杰（丙村人）等人筹组里昂国民党支部，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此举引起了北洋政府驻法大使馆注意，大使馆与法国当局勾结，勒令他们半年内出境。
1924年，黄枯桐从法国回到广州，在大埔人邹鲁任校长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之余，应彭湃的推荐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课。当时农讲所第一、二期在越秀南路原“惠州会馆”举办，第三至五期在中山三路东皋大道1号（今中山三路永兴街6号）举办。
黄枯桐与熊锐两位梅县留学生，不期聚集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学校，为培养奔赴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一线干部，为中国革命的烈火燃向广大农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26年，邹鲁接管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广东法科大学两校，遂将三校整合为国立广东大学，8月，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广东大学时设文、理、法、农四科12个系，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改为农科。黄枯桐与邓植仪、张天才、利寅等组成农科委员会，决定设农学和林学两大部，并扩充原有苗圃、巡回讲习所等。此后，黄枯桐与利寅等参与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第二农场的开辟工作，是中山大学石牌校园选址拓荒骨干。
同一时期，黄枯桐还与当时中山大学的知名学者郑伯奇、穆木天、杨贤江、王星拱等，被时任国立中山大学附属中山中学校长的熊锐聘为共同主理该校的骨干。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枯桐因在农讲所讲学的经历，被迫携家人前往上海躲避风头，同时在浙江大学任教，继续他的学术和教育生涯。其间，黄枯桐先后译著有《人口食粮问题》《国际经济会议之农业问题》（1928年）；编著有《农村调查》（1929年）；著有《农民道德论》《农业职业教育琐言》等农林著作，数年以后才回到广州的中山大学担任农学院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华东、华南各大城市沦陷在日军铁蹄下，一度汇聚在广州的“椿荫堂三俊”，被迫离开羊城，广受各界尊重的学者名流黄枯桐，和作为辛亥革命老人留在了原来的政府体制内，担任税务局长等技术性的行政职务的堂兄黄干甫，选择回到家乡梅县避难，而黄药眠却选择前往延安寻找党组织，开展抗战文艺宣传工作。
黄枯桐回梅县后，先后被聘任为国民政府广东省副议长、强民体育会名誉会长、广东省府农林处处长等职，并大打“足球牌”，先后在梅城举办“枯桐杯”“国材杯”“建宸杯”等足球赛；主编在梅县东湖路出版的《抗战周刊》等宣传抗日的报刊。
1945年9月2日，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梅城。9月3日，各界人民在梅县公共体育场（即东较场）举行庆祝同盟国胜利大会。黄枯桐等政要名流出席，黄枯桐即席进行演讲，至今翻阅老梅城的旧报纸，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人们的喜悦心情。
据梅州《侨乡日报》主编刘奕宏介绍，黄枯桐被遣送回家乡攀桂坊的椿荫堂，由堂侄们看顾。执拗的黄枯桐住在椿荫堂的阁楼足不履地。一次，省文史馆馆长侯过（侯子约）悄悄来看望他。侯过是他日本留学时的同学、老同盟会员，黄枯桐高兴地嚷着侯过的字号：“子约，子约。”依然不肯下楼。1963年，在没有至亲陪伴的情况下，黄枯桐孤独地离世。
熊锐、黄枯桐两位曾在农讲所授课的梅江翘楚，虽然人生际遇跌宕各不相同，但他们均以留学生的视野、为国为民立命的胸怀、丰富广博的学识，在人生的三岔口，为时代的弄潮儿们作出了航标灯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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