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百我与大埔早期马列主义传播
●饶超然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1915年创刊)和《每周评论》(1918年创刊)等为阵地,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等人的大力倡导之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了广泛传播。
而在广东大埔,马列主义的传播开始于五四运动前后。开明知识分子饶百我是其中的一位传播者。
饶百我(1882—1965年),别号爱群,大埔县茶阳镇太宁村人。1908年从两广师范毕业后,先后在大埔在城公学、平远县立中学、大埔漳溪维新高小、长治日新高等学校任教。1918年,饶百我经友人引荐,来到香港张秩卿家任家庭教师。闲暇之余,酷爱读书的饶百我常到附近的干诺道逛书店,接触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报刊,进而信仰马列主义思想。他十分认同书中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进取、竞争意识,以及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抨击。每期购阅之后,便将杂志寄回老家太宁义训堂,供饶炳寰、饶炳亨、饶龙光等子侄以及同乡张高友等阅读,帮助他们扩大视野,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熏陶。
对于此段经历,饶百我在其《自传》中写道:“偶在干诺道小书店获见《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是北大教授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内有陈独秀、李大钊、施存统等人的文章。思想、知识、眼光、理论,处处都吸引人研读。我一见如获珍宝,如同挚友。从此每期必须购阅。胸怀大开,思想完全改变。”“我于那时心里已充满着革命的情绪。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列主义书籍传到中国大陆及香港,我都有购阅。自己看后,除向周围人群宣传外,连同《新青年》等杂志、书籍寄回家中给儿子饶炳寰、饶炳亨及侄儿龙光、同乡张高友等研习,以扩展他们的思想。”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热潮涌入大埔。大埔中学和大埔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等学校的师生走出校园上街宣传救国思想,清查仇货(敌对国家的商品和货物)。青年学生们手举“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坚决抵制仇货”等标语,逐个店铺搜查英、日货物。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教师饶龙光还联络饶炳寰、张高友(三人均为大埔中学毕业生)等,向进城赴圩赶集的农民发表演说,高呼“打倒卖国贼”“坚决抵制仇货”等口号。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开展,新文化、新思想也开始广泛传播。《新青年》《晨报》《每周评论》等刊物成为大埔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的精神食粮。与此同时,“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开始在先进青年中流传开来。旅港、旅穗的青年学生和教师也像饶百我那样,向自己的家乡和母校寄赠革命书刊,马列主义思想像潮水一样涌进闭塞的大埔山城及乡村。
1923年,饶百我从香港回到家乡太宁村的第二年,饶龙光、张高友、饶炳寰创办了太宁公学,设立平民学校和图书报社,组织青年农民阅读进步书刊。饶百我与这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一起亲任教师,向青年农民宣讲革命道理和马列主义思想。他从香港寄回或带回来的许多进步书刊,也成为村民学习、阅读的材料。太宁公学成为村中青少年学习文化、宣传马列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和文化中心。
1926年,饶龙光、张高友、饶炳寰等成立了大埔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同时还编印农会通讯《太宁月刊》,并向周边地区发行,进一步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开展和马列主义的传播。
在太宁村,尤其是在义训堂,一批青年迅速脱颖而出,成长为太宁乃至大埔县早期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1927年2月,中共太宁支部成立时,其成员有饶龙光、张高友、饶寿山、饶炳寰、饶炳亨、饶寿田、饶福昌等。除张高友外,其余的均为义训堂人。他们同时又是太宁农会和农军的骨干,有些还是大埔县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的领导人。如:饶龙光曾任中共大埔县部委书记、县军事委员会主席、农民自卫军独立一团团长、县工农革命政府主席、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五团团长等职。张高友曾任附城区工农革命政府主席、县委委员。饶炳寰曾任太宁支部书记、附城区委书记、大埔县工农革命政府秘书、县委委员等职。饶寿田曾任大埔县农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第一连连长、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五团第一营营长、县委委员等职。
此后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革命处于低潮,饶百我又因推行新文化运动遭到封建顽固分子的抵制和排挤,遂辗转闽粤赣边多所学校任教,如:潮州省立金山中学、江西靖安县立中学、江西武宁乡村师范、大埔中学、福建武平县立中学等。饶百我一生从事教育、文化工作,还曾任惠来县教育局局长、安徽凤阳关监署秘书、中山大学出版部文书、中大校刊编辑、福建武平县文化馆馆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受聘为广东省文史馆馆员。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0月25日大埔县工农革命政府公安局(经省市有关部门考证,该公安局是中国红色政权最早的公安局)定位研讨会在大埔举行,省市县官媒在活动报道中还将与此有密切关联的饶龙光、饶炳寰、饶寿田、饶福昌等人的故居义训堂定位为“大埔早期革命发源地”,可见义训堂在大埔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饶龙光等人早期参加革命,与饶百我寄回来的进步书刊对他们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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