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思深:争教芍药殿春红

□本报通讯员张慧桥

丁思深男，1948年生于五华县河东镇林石村一农家。1981年从嘉应师专毕业，1987年从广东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毕业。曾在乡务过农，当过民办教师，外出打过工，毕业后教过中学。1985年调入嘉应大学（现嘉应学院）任教，为副教授，2008年退休。

喜写作，擅格律诗词、碑赋写作。现为中镇诗社社员、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系“客天下旅游景区”《客家赋》碑文执笔起草人、是《五华历史文化名人公园序》《五华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中心赋》撰稿人。出版有个人诗作《适闲堂诗稿》1-4集。

自2012年起，应五华县地方志办公室邀请，开始校点五华县志。迄2018年8月止，经其独力校点的“民国”《五华县志》、道光《长乐县志》、康熙二年《长乐县志》和康熙二十六年《长乐县志》等四部见存于世的旧县志已相继出版印行。与此同时，他历时三年，以文化视角的角度对五华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追根溯源、辨伪去讹和现代阐释，出版了三十万字的《读志明邑札记》一书。

丁思深,认识他的人习惯称其为“丁师”。他虽过古稀之年，但声音洪亮，睿智儒雅，身板硬朗如其性情。近日，笔者（下称“张”）专程拜访了丁师，以下为两人对话实录——

夷犹笔颖自封疆

校点丛残六阅霜

张：丁师书斋号“适闲堂”，但您退休后的生活丝毫不闲适啊！听说，在校点完四部旧县志后，您又贾其勇对五华史志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写出了《长乐人物丛谈》一书付梓即将面世，在短短六年时间六部著作接连问世，若非潜心研究且激情涌现，就连青壮年作家，也难有此累累硕果啊。

丁师： 本来，一般退休就意味着进入“老当见遗，无益于世”的阶段，我也一样。自2008年退休，基本上过的生活就是日逐读书品茗，偶尔饮酒写诗的清静安闲、自由自在的日子，也不再有什么功业之想。 可是事情往往不能如人所料，因机缘巧合，从2012年8月开始，我自己关起门来，投身于县志校点研究工作。很多事情也就这样开始了，启动之后，有了惯性就很难停下来了。

张：丁师，近年您连续出版了多部经您校点的县志，这是五华地方志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梅州史学界的一件喜事。您说的机缘巧合，有什么故事？

丁师：这得从头说起。老实说，在参与校点工作之前，我于方志之学，素无眷顾，知之少而又少。准确地说，校点方志纯属机缘而不是来自于兴趣本身。

曾任中共梅州市委副秘书长，梅州市政协常委、梅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任的老同学、老朋友陈定开，2011年在编纂其村族谱，为确认其先祖秀甫公的行状功业而急需查阅老县志时，始才发现由于战祸动乱、政权更迭等等原因，从五华县到梅州市，从机关到图书馆、档案馆，已很难找到一部五华老县志。最终，他艰难地找到了一部残缺的1948年版《五华县志》，并在其中发现了有关其先祖的重要而又关键的记述。他还发现，县志都未曾校点句读，今人阅读及查找史料非常困难。于是，他萌发了一个念头，拟邀几个同道，发挥余热晖光，为家乡文化事业做点贡献，要将老县志拿来校点，重新印行，以广其流布，以便利今人阅读研究。由此发端，2012年8月起，面对县方志办送来的一大堆旧志复印件，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开始从相对浅易的民国志的校点做起。

张：校点县志，应该是方志办的专门工作，怎么竟然找到您？方志办很缺乏擅长校点的专门人才吗？

丁师：是的。校点县志应该是县方志办的专业和专门工作。此前，县方志办也曾想过找人来校点旧县志，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据我私下揣测，各地的方志办，都存在着一个相同的困境：有能力能为者而不屑为，无能力者却想为而不能为。毕竟，校点县志，是一项非常专业的专门工作，是一件耗时费力且不见名利的工作。

疏凿宁知非里手

惭多纰漏俾无尤

张：老师您多年来埋首故纸堆，忘我工作，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丁师：我感受最深的是，由于我先前不知道方志之学这潭水的深浅，不了解县志的性质，对县志的认识一片空白，所以以一种近乎鲁莽的“无知而无畏”的勇气把校点工作承担下来，不啻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自量力。俗话说“事非经过不知难”。经历了校点县志的过程，则完全认识到这是一件花功费力不易做的事情。如果以我今天对县志的了解程度，我决不会贸然答应的。回想起来，尚心有余悸。

张：老师虽然擅格律诗词、碑赋写作，有深厚的知识、学养，但方志之学毕竟专业性很强，非您的专业专长。那么，七年来，您在校点、创作的过程中都遇到过哪些困难？

丁师：在校点县志过程中，我碰到的困难主要是思想准备不足和知识储备不足。

所谓思想准备不足，是此前我对县志的认识几乎是零，完全没有接触，对县志所包含的广度和深度完全无所了解。县志是一个县的历史，可以说，一部县志不啻就是一部百科全书。

知识储备不足则是自己的专业局限性。你知道，我是中文专业毕业的，比较喜欢古典文学，在阅读理解古文词句方面不会有什么大的困难，日常有感而发还能写一二首格律诗。写诗虽然也要旁涉其他方面的知识，但这些文学方面的知识储备远远未能用来满足解决县志中所涉的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势必又会影响到对文句本句的理解和句读的准确性，同时也会影响到校点的进程。且县志都是繁体字，中间还有许多通假字、异体字，其辨识也有相当的难度。在校点过程中，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学殖功底、知识储备远远不足。

张：这些困难和短板，并非朝夕之间可以解决的，老师是怎么克服的？

丁师：在我开始校点民国志的时候，碰到这些困难，思想上确实曾萌发过“打退堂鼓”的念头，一段时期想洗手不干。但另一方面，又经受着“头已经洗湿——不得不理”的磨难，最终还是硬着头皮顶了下来。日常校点中，我主要是借助《词源》《辞海》《康熙字典》这些工具书来解决碰到的语词问题；到学校的图书馆借来一些专业书籍解决专业知识问题；后来是通过上网百度查找相关资料，较快地帮助解决一些专业知识问题。

诗书可读无闲日

丘壑常经自豁胸

张：卷帙浩繁的县志校点，需花费极大的心力，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厚的学养作支撑，这与老师您的人生历程和社会阅历有相应的关联关系。那么，请老师您说一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丁师：能把旧县志校点整理印行出来，不可能是一件容易的事。应该与我的人生历程、知识积累有很深的关系。

从1968年高中毕业，到如今已有五十多年了，我干过不少工作。最早曾在家务农，当年战天斗地、早出晚归，连肚子都填不饱；接着当了几年村民办教师；再后来外出务工，也就是现在通行说的当农民工；又再后来转到县农药厂当过临时工；直到1978年考上师范大专班读中文专业。工作是变来变去，唯一没有变过、没有间断过的习惯和爱好就是读书、写诗，这是我的生活乐趣和生活方式，是我寄托灵魂、振作精神的强大武器和力量源泉。可以说，从小学读书到上大专班，是我学习知识的阶段；上大学到毕业后教中学、到大学执教是我知识积累的阶段；退休后校点县志、研究写作则是我学习、积累到知识薄发的阶段。没有知识、阅历的积累，就不可能有成果的出现。我感恩上苍和父母，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我感恩故土，给了我成长和发展的机缘；我感恩师友，给了我知识和帮助，让我能在退闲之年，奉献出人生的微薄成果。

卑之自昔非高论

但葆童心免俗尘

张：老师，知道您擅长格律诗词、碑赋创作，您对诗词圈的现状、发展、传承怎么看？

丁师：传统诗词写作，只能是一种小众化的文体。它永远也不可能人人是李杜，个个是苏辛。如果真的这样，那是一种灾难。当前的诗词圈，虽然诗社林立，作者济济，诗刊遍地，但绝大多数人对诗词的认识和理解停留在把宣传标语、日常口号加以改造堆砌，停留在把五、七个方块字按格律规则摆放在一起，不讲形象思维，不讲意象和意境，不讲脱俗和雅致。表面上看似热闹繁荣，实际上佳作无多。

在我看来，传统诗词的创作，一是必须有主题、思想、灵魂。《尚书·舜典》有云：“诗言志，歌永言。”一味地玩弄技巧、堆砌辞藻、罗列典故，只会弄巧成拙；二是要识民、识时、识世。诗词要了解现实，反映民生民瘼。那种脱离现实，脱离社会生活，没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品，永远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同，获得应有的社会价值；三是既不能割裂中华传统诗词的优秀传统，又要诗随时势而变，注入时代精神。复兴中华传统诗词，需要在继承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

张：都说“文如其人”，认识老师的人都知道，您是为人、为文高度统一的典范。您是怎么做到的？

丁师：我和大家一样，是一个平常人、普通人，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在有限的空间里生活，有的是平常的经历和普通人的感情。我不可能像一些“高人”，可以站在高处，振臂一呼，万夫云集；我也不想做一个“伪人”，明知是假的，硬要说成是真的；明知是白的，硬要说成是黑的。我有的是打工、读书、教书的平常人的经历。劳作之余，自己觉得某些自身经历的事，当时情境下的自己被感动过、生发过某些情意，有值得记录下来的必要的东西。因此，我选择用诗这种形式把它记录下来。我的诗，它只是我自身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的记录。说得白一点，就是我用诗这种形式来记日记。

张：老师也提到，传统诗词已经成为愈发小众的文体，包括我在内，老师悉心指点、鼓励了一大批的爱好者，让我们由喜欢到热爱，再到渐入门道。传统诗词的发展和传承，您觉得有什么困难？

丁师：传统诗词属于阳春白雪，原本就属于小众，要通过大众来传承，自然很困难。具体而言，困难有三：一是真正懂诗词又能写作诗词的老师日渐稀少；二是适合各个年龄段的诗词教育书刊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三是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诗词文化氛围严重缺失。传统诗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传承和发展，想靠行政手段来打造是不可能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浸润雅化过程。

（注：本文标题、小标题均摘自丁思深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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