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心簇拥黄焕新
●本报通讯员 黄慧良
受访者 自我简介
本人身份证上填写的住址：深圳，其实我是梅州人；某活动场上碰见个小小女孩，她大概好奇我花白的头发，要我弯下腰来给她摸摸；我常常拿那盘卷尺，量这量那，却不敢用来量度诗歌、文章；有个年轻人问我，你现在干什么，我说，早上观日出，傍晚看夕阳；终有一天，我的所有“文件”均会在“时间”牌子的打印机上，取消。
“三个八”的日常生活
笔者问（以下简称“问”）：我认识你以来，你就是现在这样的清瘦体态。据说你的饮食很简单，出于什么原因？
黄焕新答（以下简称“答”）：我是很怕复杂的人，就你说的饮食而言，好长时间以来，差不多都是早一碗煲番薯，午一碗米粥或干饭，晚一碗面条。当然，我说的碗是大碗。菜嘛，多为“苦脉”、番薯叶、三四块排骨，或个把鸡蛋。其实我的食量还是可以的。
问：除了写作，你还有哪些喜好？比如做些什么运动。
答：一般情况下，我把每昼夜24小时，分为三段，即八个小时上网、写作、读书、看报；八个小时睡眠；八个小时处理杂事、吃饭、散步，散步时，兼做些甩手、踢腿、伸腰一类幼儿园小朋友都能做的动作。实践证明，这样的安排很适合我，自退休以来就一直做着。对了，近年来，还看上了央视“中文国际”晚8点半前后的那档节目，就半个多小时，算到哪个“八”里去都行。
问：我知道，你三十多年前就腰椎间盘突出，这些年却没再听你说过，是不是好了？
答：好是好不了的，很久没再痛就是了。这病很“鬼”，病灶处不痛，专痛左下肢。初患时上过医院，服过一些药，做过几次牵引，还经人介绍，买来一些鹿茸片炖水服过，但都没用。后来，我不知哪来的灵感，每天做一二次这样的动作（走至客厅一侧的通道门口，边说边做）：站直腰身，双手举起贴住上门框，以脚尖为支点，一会儿踮起，一会儿落下，连做一百次。（返回座位）另外，坐的时候，不图所谓的舒服，腰能直到什么程度就直到什么程度。没想到这样做下来，问题就解决了。呵，你先坐一下，我到阳台上去抽支烟，抽烟也是我几十年来无法戒掉的嗜好。
执“字”之手 与诗“偕老”
问：据我所知，你曾在兴宁县文化局，从事过山歌剧、小演唱、曲艺创作，就是后来去了梅州市群众艺术馆，做的也是那些方面的辅导工作。我想知道的是，它们对你的文学创作有过什么影响？
答：其实，如此安排是极大误会。我始终认为那只是工作需要，而不是我的爱好。我的真正爱好是文学创作，早在1960年在兴宁罗岗中学上高中二年级时，就在《兴宁报》上发过散文、诗歌作品。至于你说到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不过，正面的居多。因为它们的不少内在规律是相通的，何况还能开拓我的视野，提升我的信心，得到更多高手的提点。
问：你曾有不少作品发于《诗刊》《上海文学》《作品》《花城》《芒种》《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港澳台等几十家报刊，还出版过散文集《去看一棵树》，小说集《大道，大道》，诗集《夜行车》《感情组合》《心灵抵达的地方》《我的梅州》等多个集子。就这些集子来说，你最满意的是哪个？
答：当然是《我的梅州》了。
问：能谈谈你创作这本诗集的情况吗？
答：那是2009年末动笔的。那时我住深圳，一天，应《华夏诗报》主编野曼老师之约，去了他广州的“无金楼”家里。他要求我短期内写组诗来给他。写什么好呢？我想起2008年下半年，梅州市委宣传部、市文联、梅州日报社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在全国范围内搞的一次诗歌创作大赛活动情况。那个活动的主旨是“梅花与梅州人精神”。作为该活动评委之一的我，阅读了征集来的1600多首诗稿。阅读中，我一次次被参赛者的热情所打动，一次次被写得感情饱满的诗行所感染。想到这，如水到渠成，给野曼老师的诗就写起来了，最终写了98首。
问：为什么是98首？有什么寓意吗？
答：说没有也有。我原是想写100首的，但后来想不要太满格，就98首吧，留个口子也是好的，是另一种圆满，合了你没说出来的那个“寓意”。
问：而我看到的是99首。这是为何？
答：是99首。多出的那首是我多年前为兴宁大兴煤矿的矿难事故写的，题目叫《矿难与悲愤》。我觉得有理由选上去。
往事如昨——射门诗社
问：30年前的秋天，射门诗社成立。谈起“射门”来，很多人都说你曾付出许多，你能说说它成长中的一些故事吗？
答：组织诗社，我早在梅州市文化局《梅江文艺》杂志当编辑时就想过。不过，那时编辑部只有两个人，除民间文学一摊，小说、散文、诗歌、评论都归我管，工作多得实在顾不过来而没搞成。后来我去了市群众艺术馆，由于工作性质不同，接触的作者多是搞戏剧一类的，就没去想了。不料，1989年夏末秋初吧，我突然想到，市里，包括七县一区跟我打交道的新诗作者不少，于是，组织诗社的事又在我脑海中浮上来。这次我丝毫也没犹豫，在做决定的当下便到市文联开了介绍信，去市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办完这事以后，我便去梅州日报社副刊部抄来一些我所不知的作者名字，加上我熟识的，一个个写信联系，请他们加入到我正在筹建的诗社中来。一个多月后，梅州市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民间新诗团体射门诗社便成立了，并出了第一期《射门诗报》。
问：事实并非听起来的这般容易吧？
答：其实还有不少难题等待着我们去解决。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如何去搞两月一期的诗报出版和必要的活动经费；二是如何提高大家的创作水平。为解决第一个问题，我厚着脸皮去找梅城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和企业家，请他们赞助，但最终只搞到够出一期诗报的500元，这显然无济于事。这条路走不通，诗报的出版又不能停，一停，诗社便名存实亡。后来，我找到市委、市政府的有关领导。他们听了我的汇报后，马上批给我们一共4000元。
不过，我一直想，这里讨，那里要，终究不是办法，事实也证明我这样想是对的。几年后，诗报因经济问题面临停刊。一天，有位我并不认识的诗歌青年来到我处，一问才知他在惠州工作，是我深圳一个朋友的儿子。我无意中跟他说了我们诗社的窘境。他回单位后，很快便给我们汇来4000元。其时，我受他的行动启发，果断地向社会发起一次以集资为主的“射门行动”，得到许多社内外人士的热烈响应，捐一千、几百、几十元的都有。这次活动情况，我及时分门别类地在《射门诗报》上作了披露，并公布每一笔捐款。当时《南方日报》编辑李贺有感于我们的行动，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南方日报》文艺副刊版上。
问：又是如何解决“提高大家创作水平”这个问题的？
答：作为诗社的负责人，我除做好案头工作、按时出版诗报外，还对提高社员的认知社会能力和创作水平负有责任。不过，受条件限制，我能做的只是不时组织梅城居住的社员到市、县的一些单位去参观、学习。去过的地方有梅县槐岗煤矿、兴宁水泥厂、梅州市盲童学校，还有梅城千佛塔等。另外，还会不时召开一些社员的作品讨论会。
问：我知道，诗社在你负责的头五六个年头里，为诗社集体和社员个人编辑、出版过《最初的金黄》《第二金黄期》《年轻的潇洒》《山泉》《并不迷人的风景》，以及后来的《十年射门》等诗集。很辛苦吧？
答：说到出版，先要组稿、编选、筹资、联系出版社。因为它们都是自己要回来印刷的，所以有排版、校对、跑印刷厂等事要做，书出来后还得一本本寄出去。为了扩大点诗社的影响，还要给它们组织评论文章、召开作品研讨会等。这些工作让别人来做，也许如翻书般容易，但对我来说，却像老牛拉犁那么艰辛。
平凡中的不平凡
问：多少年过去了，但在梅州文学圈子里，还不时会说到你的夫人，说她对作者像对待自己人一样。这事你怎么看？
答：怎么看？大概是个性使然吧，认为我的朋友就是她的朋友。她曾说过，他们对你好才会来，也说过，和写作的人打交道命都过长。
问：也有文友说，到了你们家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能享受到“包吃包住”的待遇。你自己又是怎样的感觉？
答：（笑）你很会说话。也不过是逢粥吃粥，逢饭吃饭罢了。当然，如果是县里来的作者，又当天回不去的话，我们会腾出铺来给他们住。那时大家的生活都还不怎么好，要求没那么高，快乐、谈得来就很满足。（说着去厅子隔壁的书架上取来一本薄薄的书，翻开）我给你念段话，是我的诗集《夜行车》序言中说的。它的作者叫陈俊年，那时他在花城出版社工作。他说：“据我所知，焕新是射门诗社社长，该诗社集合着一群很有闯劲、很有前途的年轻诗歌醉汉（自然也包括诗歌醉女），焕新作为诗社的组织者、领头人，无疑是艰辛的、劳碌的，然而他也是幸福的，因为他被那么多年轻的诗心簇拥着。”
问：你退休后，一直在深圳跟孩子们生活，现在又回来梅城，出于什么原因？
答：在深圳的那些年里，我的文学创作热情得到比较好的发挥，写下了你前面提到的那几个集子，和没见过读者的作品。本来，仅凭这一点我就应该留在深圳，但无奈思乡情怀，还是回来了。
问：你现在依然不停地写着，但近些年来却很少在报刊上看到你的作品，是没投稿吗？
答：其实，我50岁以后就很少给报刊投稿了。原因大概有三个：一，写不过人家了；二，少了求名求利的思想了；三，用稿的环境变了。不过，很少不等于没有，近20年来，我仍有诗歌、散文、小说见诸省、市级和港、澳、台报刊，具体的就不说了，想补充的是，借你这次给我的机会，感谢一直关爱我的导师、专家、同仁、“射门”朋友。自然还有《梅州日报》，包括它的前身《梅江报》《嘉应日报》，我的不少作品首先是在它那里发表的。
问：文学创作上，你下来有什么打算？
答：打算出两本新著，一本是文学评论集《为我所爱》，一本是诗集《我的阳台》，另有修订后再版的散文集《去看一棵树》。
问：什么时候出来？
答：它们正在由我的一个小孩在排版，什么时候出来，我也说不准，权不在我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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