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印章
母亲在世上只留下一枚细小的木质印章，其他衣物和用品都化为一缕清香随她而去。
母亲是个文盲，大字不识一个，要印章有什么用呢？这枚小小印章已经有些年头。那是在“公社化”时期，父亲是地方国营平远县上丰煤矿吃商品粮的国家工人，生产队社员的户主非母亲莫属，是户主就要有私章。母亲也就是在此时，到集市上刻了个长2.7厘米、底端1厘米、末端0.8厘米，只有姓名三字的木头印章。聪明的师傅在末端刻个“上”字，以便母亲使用。
母亲的印章主要用于领取国家供应给社员的布匹、白糖、肥皂、煤油、火柴等生活票证和“返销粮”的依据，社员个人上调给国家的猪肉、“三鸟”也少不了它；最主要的用途是生产队分配劳动日值、稻谷、番薯、木薯、豆类等粮食以及猪肉、牛肉和鱼等。别说不认字，就是认字，也要左手拿物，右手盖章——这是公社、大队的规定，显得郑重、庄严。就这样，母亲领着儿女，获得了国家和生产队里分配的食物与生活必需品。从一定历史时空来说，母亲的印章在我家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记得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生产队早造的谷种60斤寄放在我家保管，那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保管谷种的社员必须是队里“又红又专”的人，且家庭中具有装谷的大水缸。工人家属最靠得住，母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接受任务的。可是，年终结算时，分配的口粮总额不对。“有"章"可循，怎么会不对？”会计责备母亲。
就这样，一家人带着责怨越冬过年，在父亲单位支一点、左邻右舍借一点、番薯片凑一点中翻过新年日历。待到春回大地，社员登门取谷浸种之时，母亲才恍然大悟，洞开了口粮总额不对的迷雾……这是母亲印章带来的唯一是非。
黑不溜秋的“母亲印章”少说也有60多个年头，1980年以前没有“户主印章”，生活会步履艰难，改革开放以后“户主印章”才慢慢退出生活舞台，淡出了家人的视线。在清理母亲遗物之时，唯有这枚印章，我留了下来。（陈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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