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 三次“大护送” ●张佑周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各革命根据地联络和指导，于1930年10月成立中央交通局，先后建立了长江、北方、南方三条交通线，其中南方线分为4条支线（其中前3条线路先后被敌人破坏）：1.上海－香港－南雄－江西；2.上海－香港－汕头－黄冈－饶和埔－闽西；3.上海－香港－汕头－潮安－松口－梅县－蕉岭－平远－江西；4.上海－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虎岗进入瑞金，长达数千里，即为史学界常说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中央红色交通线初期有陆、水两条，陆路由上海－香港－汕头，走饶平黄冈到大埔东部苏区的枫朗和村，进入福建永定，经上杭、长汀抵达江西瑞金；当年，叶剑英就是经陆路进入中央苏区的。陆路建立后不久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水路由上海－香港－汕头，汕头乘小火车至潮州，潮州乘船沿韩江至大埔三河坝，转汀江至茶阳，到青溪虎市汀江航运终点虎头沙，走山路经多宝坑、铁坑、伯公坳进入福建永定桃坑，经上杭、长汀到江西瑞金。大埔茶阳、青溪是这条红色交通线极为重要的水陆转换站。
中央红色交通线由中共中央交通局直接领导，南方线第4条支线始终未遭破坏，安全畅通，不仅传送党中央与苏区往来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资和经费，而且配合中央机关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重大转移，安全护送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到达中央苏区，为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严密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
护送领导干部去中央苏区腹地
从1930年冬季开始，闽粤赣中央苏区连成一片，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各地苏维埃政权如雨后春笋，“扩红”运动如火如荼。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苏区和红军，建立巩固的苏区革命政权，打破国民党发起的“围剿”，中共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加强领导。于是开始启动红色交通线护送干部去中央苏区。护送行动时间相对集中且规模较大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30年冬至1931年春夏之交，中央苏区革命形势很好，南方各省在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引下，先后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需要大批干部加强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不断壮大的红军队伍也急需各级指挥人员。中共中央于是将各地有实践经验的干部抽调，甚至从苏联和欧洲各地学习的回国人员中抽调派遣，这一时期到中央苏区的领导干部有100多人，其中有中央和各地方的政治、军事领导人，以及派出到苏联学习的党员和旅欧学生，包括任弼时、叶剑英、刘伯承、徐特立、张爱萍、左权、项英、邓发、萧劲光、伍修权等。
第二次是在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顾顺章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因为他是负责保卫党中央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掌握大量党的核心机密，认识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地下党员。所以他的叛变严重威胁着中央直属机关和党的高级干部的安全。在周恩来等人的果断决策和机智指挥下，大量干部被及时转移，有的疏散外地，有的撤到中央苏区。其中，周恩来、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董必武、罗明、李克农、钱壮飞、刘少文、毛泽民、何叔衡、邓颖超等辗转香港、汕头，经这条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腹地。
第三次是1933年1月前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国民党反动派在加紧对革命根据地武装“围剿”的同时，对城市和广大人民制造白色恐怖，实行法西斯统治，党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而中央苏区则取得了三次反“围剿”胜利，进入较稳固的发展期，并正准备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所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入中央苏区，既可以避开上海等大城市的白色恐怖，又可以加强党对苏区的领导。这次经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腹地的有博古、刘少奇、陈云、李维汉、林伯渠、谢觉哉、瞿秋白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等人。
上述这三次护送任务，大埔都充当了重要角色，大埔、永定以及中央红色交通线的交通员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如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苏区，就是由大埔红色交通员萧桂昌、黄华（绰号“小广东”）一路护送的。周恩来从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登上开往汕头的小火轮时，专程从大埔赶往上海迎接护送他的、打扮成“挑夫”的黄华和商人打扮的萧桂昌就已在船上等候。小火轮经过几天航行抵达汕头后，他们在秘密中转站站长陈彭年（胡广富）的安排下住宿一晚，经历艰险，第二天清晨乘火车到达潮安后，再搭船北上茶阳，换船继续前往青溪。在青溪沙岗头码头，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执行科科长兼特务大队长卓雄和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在码头等候。在大埔交通中站“永丰”客栈用过晚餐和短暂休息后，周恩来等人继续向闽西行进，当晚在多宝坑交通小站邹日祥家住宿并休整1天后，又在邹日祥的带领下，经长治伯公凹和乌石村进入闽西。周恩来在永定休整两天，听取永定县委工作汇报后，继续由卓雄等人护送，经西溪、半山、天丰到合溪，在合溪召开的共青团永定县代表大会作了形势报告。其后由中共闽赣省委派的人员接往瑞金。
再如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则是由汕头站站长陈彭年亲自前往上海接来汕头，经由这条红色交通线辗转送达的。李德和化装成他妻子的何群先由陈彭年陪同抵汕头港后，由联络员董健吾陪同乘火车抵潮安，再由大埔站派来的卢伟良带往潮安码头，搭乘租用的木帆船连夜溯韩江北上。到达大埔茶阳后，继续前行至青溪石市码头登岸，由卓雄等人武装护送至永定伯公凹，稍作休整后再将他们送往上杭才溪，由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和谭震林亲自护送他们经汀州转往瑞金。
五年间始终安全畅通
以大埔茶阳、青溪为水陆交汇站的红色交通线自1930年冬启用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停止使用，跨五个年头，安全畅通。尤其是其中的大埔交通站，常设在处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埔县城茶阳，大多被护送人员都化装入住茶阳各个旅馆，再择机护送至永定。但却始终未遭破坏，顺利完成任务。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是因为大埔茶阳汀江码头和青溪沙岗头码头，每时每刻“百舸争流”，客商云集，装卸货物的人流如潮，即使国民党当局设置哨卡检查，也无法将客人一一甄别。由红色交通线的交通员护送的许多革命者，就是在国民党哨卡的眼皮底下乔装打扮通关的。
其二是大埔县城茶阳周边，包括青溪、永定城郊、金砂、合溪等许多村庄，当时都是苏区，群众基础好。革命者一旦进入这些村庄、土楼就犹如鱼儿进入了海洋，安全有了保障。
其三是大埔和永定都是著名的侨区，一批又一批的大埔人、永定人往南洋谋生。许多人在南洋事业有成，经常有人荣归故里。大埔茶阳汀江码头作为华侨回乡探亲的登岸码头，也给化装成南洋富商的革命者和接待人员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如著名的永定暴动领导人之一的永定陈东人卢肇西，也曾经作为交通员活跃在茶阳汀江码头。因为卢肇西家乡陈东是侨乡，其卢氏族人往南洋者多，回乡探亲者也多，因而他前往茶阳接待回乡的亲人顺理成章。1930年6月，卢肇西受毛泽东委派，就曾乔装在茶阳汀江码头登船，只身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建立交通线的计划，与周恩来一起研究了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红色交通线的具体方案。此后他作为最熟悉线路的交通站创建者，还多次查看沿途站点，接送来往于红色交通线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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