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谈客家话传承危机
客家话衰微，究竟关你什么事
●罗 鑫
梅州是“世界客都”，有着500多万的客家人，应该说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客家城市了，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有人讲客家话。然而，客家话的普及并不乐观。
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梅州市民只会听、说客家话，并不能读、写客语文。假如满分是100分，“听说读写”四项各占25%的分值的话，那么梅州市民的客家话考试平均成绩我想在60分左右，此为其一。
其二，梅州人使用客家话，基本上局限于私俗领域，最典型的就是菜市场。一旦到了公共领域，哪怕是本地人之间的婚礼、宴席，客家话好像就开始变得难以启齿了。你看，刚才还在台下用客家话聊得不亦乐乎的主家和宾客，一旦被主持人叫上台来讲话，马上自动切换语言，毫不含糊。
另一方面，地方广播、电视台虽然有客家话的节目，但时间少、种类寡。更有甚者，在不少客语主持人中还形成了一种“播音腔”。播音腔与其说是客家话，还不如说是用客家音念出来的普通话，无论发音还是措辞，都与老百姓的口语相去甚远，听起来极不自然。
其三，不同县区的梅州客家人之间，早就出现了用第三方语言（大多是普通话）进行沟通与交流的倾向，而且越是年轻的一代，越是如此。换言之，能够主动用客家话进行交流的，越来越局限于同乡同口音的人之间。这在梅城几所重点高中的校园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四，不同年代的人身上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母语能力弱化的趋势，越是年轻的一代，越是明显。记得2015年12月，本地媒体在梅城接连做了几期题为“标准的"阿姆话"小朋友还会多少”的街头采访，结果发现大多数接受访问的中小学生不仅不知道老鹰、青蛙、蜻蜓等常见动物的客家话名称，甚至连“生产”“存在”等常见字的发音也全都念错。
其五，以我多年的参与观察和田野调查来看，在梅州大部分的幼儿园和中小学校的课堂上，越来越难听到老师用客家话和学生交谈了，课后也没有几个小朋友用客家话交流。在此环境下，作为家长，似乎只能顺着小辈、随波逐流了，即使自己的普通话说得再“半咸淡”，也不敢勉强小朋友学说客家话，生怕影响到他的学习乃至就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放弃客家话的家庭越来越多。
须知，人口多寡只是语言传承与发展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如果一门语言一直以来只局限在乡村、家庭、菜市场等私俗的领域使用，不能或者很少应用于公共领域，尤其是在媒体和教育机构长期缺位的话，必然导致人们母语自卑感的产生。伴随新生代的出生，它首先沦为老人的语言，然后随着老一辈人的离世，彻底成为历史。客家话目前所处的境况，正是如此。很多家长看到客家话无助于孩子的升学，创造不了几个工作岗位，实现不了什么经济价值，自然又产生了母语无用论的观点。甚至觉得客家话讲得太多，反而不利于孩子普通话和外语的学习，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成绩和将来的发展，所以才不愿意教孩子客家话。
总之，客家话是一门在公共领域、教育机构能见度极低的地方语言，是一门在新生代中出现传承危机的语言。作为“世界客都”的梅州尚且如此，其他客家地市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客家话在台湾地区不是得到很好的保护吗？在苏里南不是被列为官方语言吗？”一定程度上是的。但是再好的政策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口支撑，特别是没有年轻人的支持的话，同样无济于事。客家话的传承危机，是一个全球性而非区域性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客家话的衰微，关我什么事？就算它消失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说到这，我想先打个岔，聊聊海狸的故事。
明清时期，欧洲兴起了皮草贸易。到16世纪，价格不菲的海狸皮帽成为最受上层阶级热捧的奢侈品。欧洲的海狸灭杀光了，猎手们便跑到北美去。当盗猎者们为获得一张又一张海狸皮而狂喜不已的时候，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态系统也随之在悄然之间开始恶化。
当人们反受其害的时候才猛然想起，比皮毛更为可贵的是：海狸有“水下工程师”的美誉，有修筑大坝的习性，对维持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海狸没有了，大坝也没有了，许多小动物也随之失去了安全的屏障，原有的生态系统遭到了破坏，最终受苦、遭罪的还是人类自己，得不偿失。
保护方言，其实和保护海狸、保护大熊猫的道理是一样的。一个物种的消失，绝对不只是它自己的事。语言文化失去了多样性，就像生物物种失去多样性的后果一样可怕。试想，如果全世界只剩下一种颜色，那我们的生活还有乐趣可言吗？如果全世界只剩下人类一个物种，那距离人类的消失还会遥远吗？
客家话的衰微，还真不仅仅是客家人自己的事，而是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损失。客家话身上，沉淀了太多太多古代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元素，保护客家话，就是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行动，义不容辞、刻不容缓。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客家后裔不会讲客家话
●林文映
不久前笔者结识了一位英文名叫卡洛斯的媒体朋友，聊天之后得知他是客家后裔。出生在巴拿马，八岁的时候随母亲返回香港定居。
卡洛斯成年之后还不时飞返巴拿马与留在当地的父亲团聚，但问题出现了：父子俩聊天需要翻译，因为父亲只会讲客家话和西班牙语，香港长大的卡洛斯只讲粤语及英语。
因为经常赴海外出席客家文化研讨活动，笔者对这种奇异现象见怪不怪。大约半年前，赴大阪参加日本民族学博物馆主办的一个活动，其间认识了“关西客属崇正总会”的一位负责人，其曾祖父早年从粤东乡下远赴东瀛谋生。但我们两个华人之间的对话，竟然需要日本人做翻译。因为这位老先生不懂客家话也不识中文，只会讲日语。
笔者在神户逗留期间还登门拜访了源自梅县南口镇、在民国初年成为神户华侨富豪的潘姓望族后裔潘华雄先生。所幸的是他曾经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读书，故能讲少许中文，客家话则可讲一点点“不咸不淡”的问候语。
香港在清朝隶属新安县（后改为宝安县，也就是今天的深圳）。这个县早年是客家县，因此港九新界有数百个客家村。据说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客家还是香港的主流人群，客家话也是主要的沟通语言。仅仅半个多世纪，客家话在香港作为交际语言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仍视客家话为母语的香港人，消失得“七七八八”了。以笔者的观察，许多客家裔港人家庭，父母与爷爷奶奶辈还操客家话拉家常，子女及孙辈则就算会讲也不愿意或觉得“老土”不好意思讲，又或“识听唔识讲”。
笔者经常走访港九、新界及离岛的客家围村。穿梭陋巷颓墙，行走在花岗岩铺就的小道，时不时还能听到正在宅外晒太阳或打纸牌的老人家讲客家话。每次听到乡音，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总会在心里涌动。
这种复杂情感，也许源自笔者热爱客家文化的自豪感，也许是对客家语言快速消亡的无奈和惆怅，也许是寄身现代都市的淡淡乡愁，也许五味杂陈兼而有之。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海内外众多客家人聚居的地区，作为中国八大方言之一的客家话正在大面积消亡。我们正步入“后客家话时代”，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不会讲客家话的客家新生代”，逐渐取代“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先辈。
（作者系香港客家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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