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不断的血脉亲情

汕头日报 2019-05-26 00:55

世上最自然的称呼，莫过于对自己的父母叫声“爸爸妈妈”，然而我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却对“爸爸”这个称呼有心理障碍。

我的生父丘丹青，是国家一级编剧，曾经是广东省戏曲界小有名气的文化人。他上世纪60年代初与我母亲离婚，当时汕头地区一分为二，他的单位广东汉剧院迁往梅州。本来我应归生父监护，但我母亲以对孩子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坚持了对两个孩子的监护权。父母离婚后的一段时间，父亲从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消失了。我童年的记忆里还是残留了一些他宠爱我的片段，较为清晰的记忆是离婚前后他喝醉了痛哭流涕的模样。

那以后，我母亲很艰难地用她二十多块钱的月薪养活全家四口。后来我有了一个继父，他老实厚道，允许我称他为“叔叔”。生父和母亲之间的怨恨，孩子是搞不明白的。但这种怨恨也传导到我幼小的心灵中，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认为父亲是家里所有坏事的源头。

上世纪70年代开始，离开汕头的父亲很想念我，以特别的方式悄悄和我联系。比如会有人直接到我就读的学校教室送信和书。这些信件和书籍唤起我一种莫名的情愫。读初中后，出于血脉的本能，也出于好奇，我悄悄给他写信，但回避了“爸爸”的称呼。这次通信引起了一些误会，激化了父母之间的矛盾，使我陷入自责。通过不多的信件来往，以及一些拼凑起来的信息，我知道我生父是一个有点才华和傲气的文人。

也许是基因的作用，我在初中阶段也萌发了“文青”的志向，甚至很认真地考虑将来是要朝着什么“家”去发展，例如作家、画家还是音乐家。因此感觉在我童年就不在我身边生活的生父，与我在生命的底色中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喜欢文学艺术，都有强烈的表达欲望，都喜欢读书，甚至都喜欢画画和音乐。

相比之下，我的继父是一个沉闷刻板的老实人，本本分分地过日子，把每月的工资一分不少地交给我妈。在上世纪70年代物资匮乏时期，多一个人的工资，情况就大不相同。少年时对母亲的艰辛感同身受，因此我对母亲重组的家庭有强烈的归属感。这就导致了内心的纠结，为自己悄悄与生父联系的行为感到强烈的负疚。因此，无论是书信，还是后来终于见面，我都尽量避免用“爸爸”去称呼他，或是含含糊糊地叫一声。因为我觉得，是继父为我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我本应称呼其为“爸爸”，但一直难为情，习惯无法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称一个不生活在一起的人为“爸爸”，似乎是一种背叛。后来导致我连岳父都尽量避免以“爸爸”呼唤。

读高中时，有一回母亲很郑重地对我说，暑假你带弟弟去梅州，先去继父老家住几周，然后去你父亲家看看。那是十年以来我第一次与父亲近距离接触，那时他已经从“牛鬼蛇神”中解放，恢复工作，暂时在山歌剧院，职务还是编剧，还是单身。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但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谈及敏感问题。他为我们兄弟两个各做了一件的确良衬衫，每天亲自下厨，几乎天天都烧红烧肉，那时的红烧肉百吃不腻。

本来我年满18岁后可以选择与生父生活，但我与继父和母亲共同生活多年，他们养育了我，这点感情纽带是割舍不了的，加上潮汕客家两地的文化还有很大差异，我不可能就这么贸然到梅州去。因此我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到当时最艰苦的农村插队落户，表明我要走自己的人生路的决心。当时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是属于国家和革命事业的，因此我要独立走自己的路。不久父亲就重新组建家庭。我的个人档案中还是维持了继父作为父亲的关系。

几年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我父亲的艺术创作进入巅峰期，成为广东省第一批国家一级编剧。在任期间使剧院年年有新戏，上演必夺奖，获奖剧本数十个。其中汉剧《花灯案》1983年获广东省首届鲁迅文艺奖、优秀剧目一等奖，曾赴香港及新加坡演出，拍成电视艺术片在全国放映，历经半世纪仍久演弥新，代代相传；《丘逢甲》1984 获首届广东省艺术节优秀剧目奖、文化部鼓励奖；《包公与妞妞》1986年获第二届广东省艺术节剧本一等奖。他一度成为广东汉剧院的台柱，一直干到65岁才离休。离休后，1998年广东省文化厅、广东艺研所、梅州市委宣传部、广东汉剧院联合主办了“丘丹青剧作研讨会”，并举行专场演出。这是他文艺生涯的顶峰。

又一个十年过去后，我相继送走了继父和母亲。这十年间我父亲也中风，口齿不清、行动不便，步入人生的黄昏。我带着女儿去梅州看他，这个时候我再也没什么障碍，大声地、亲切地叫一声“爸爸”。这一叫又叫了近十年。这十年间，每年都去看望他，与他们家庭的兄弟姐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在这十年中，我对生父有了全面了解。他1949年4月参加革命队伍，在广东大埔县文工团任艺宣部长。在土改工作中就执笔创作了歌剧，在当地小有影响。他曾一度进入党委宣传部，本来可以步入仕途，但他矢志搞创作，从1960年以后的36年里，他的身份都是广东汉剧院的编剧。离休后，他把创作热情投注到古诗词中，创作发表了大量格律诗，也画了不少水墨画。

他一生经历很多挫折，但一直坚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在任何情况下都谈笑风生。在最后的几年中双目近盲，但他利用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积攒正能量。经常听着新闻联播，用诗词来表达对时事的看法，摸索着用笔墨书写下来，贴满了家里四壁。

今年5月，他在家中安详地走了。

我觉得父亲的一生比我成功，也比我纯粹，虽然我获得的学历比他高，走过的地方比他多，物质享受也比他好。我父亲只是陶瓷美术学校肄业，生活的范围基本不出梅州，不会电脑，更不会玩手机，但一生都处于“创作”的状态，心无旁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自由自在。汉剧在广东观者日少，但他在这样一个很小的领域几十年如一日耕耘，做到极致。在“创作”的自我陶醉方面，与其他知名作家应无本质区别。因此他的一生总的来说很阳光，很随性，很潇洒。他的一生给我的启示就是，找到能安身立命的事业，人生就有意义，从而也有持久的安定感和幸福感。临终前，他很骄傲地嘱咐：“我的墓碑上，就写国家一级编剧丘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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