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宝蕴山城 鸿猷垂百代 平远姚宝猷开近代以来中国丝绸（绢）之路研究先河
●叶俊新
姚宝猷（1901-1951），族名良珍，字健生，广东平远大柘乡岭下绍启堂人。国立广东大学师范部毕业、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文学士。历任福建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教员、广东省立第二中学高中部教员、汕头南强中学教务长兼代校长、日本神户同文学校教员、广东农工厅文书主任兼科长、汕头农工局局长、岭东民国日报社社长、中山大学教授兼研究院指导教授、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秘书、浙赣铁路局处长、军委会工程委员会专门委员。1944年11月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局总务处处长。1945年8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开近代以来中国丝绸（绢）之路研究先河
姚宝猷专著《中国丝绢西传史》在1944年6月出版。姚宝猷据古代典籍记载与考证，对先秦两汉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和沿途国家名称有细致而明确的描述。现代的历史教科书丝绸之路陆路路线图大体就按姚宝猷所记路线描绘。
陆路分三段，每段都有南北二道：第一段长安出西域。“西出阳关无故人”。南道出阳关到莎车，北道出阳关到疏勒。第二段越葱岭，出中亚。南道又分二，一道于阗到罽兵，一道于阗到大月氏。中国政府曾对蚕桑采取了保护措施。“蚕丝为吾国特产，历代政府对其异常珍视，不肯将蚕种轻易传之外国。”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有于阗国王得到蚕种，迎娶中国公主为妃，密让公主私带蚕种。公主把桑蚕种子藏在帽子里，“以桑蚕种子，置帽絮中”偷偷带了出去。第二段北道也分二，一道起温宿，越天山，到康居。一道从疏勒到安息（今伊朗的呼罗珊地区）。也就是张骞出月氏之路。第三段由中亚至大秦。南道从大夏（今Baldik）到斯宾国。斯宾国再分南北二道入大秦。一道入罗马属地埃及和叙利亚。一道到Apamea港口航行至罗马（大秦）本国。北道在西汉末荒废，只是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有描述。罗马之所以古称为“大秦”，是因为罗马人跟中国秦朝人相像。“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有类中国，而称大秦。”
姚宝猷认为陆路丝绸之路要比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得要早。欧洲人称中国，先有陆路方面传去的赛里斯(Sercs，表意丝绸之优美)，后有海路方面传去之新那（Sinai，意思是秦之强大）。先秦时期西方人对产丝绸的中国不了解，“均属惘然”。称中国为“赛里克（Serice）”“赛里斯（Seres）”“赛里亚（Seria）”“赛拉斯（Seras）”“塞里克斯（Sericus）”，贩卖丝绸的人为“赛里斯（Seres）”，贩运之路即丝绸之路为（Road of the Seres）。姚宝猷通晓多国语言，对少数民族语言也有研究。这章他以语言学角度对“赛里斯、赛里克、赛里亚”等名称作了专业解释。从另一侧面说明中国丝绸的东西传播。
海上丝绸之路由雷州半岛之徐闻（今海康）出发，经都元国（今苏门答腊）、邑卢没国（今缅甸沿岸）、谌离国（今缅甸或印度西南岸Shalyiat港）、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之蒲甘古城），到黄支国。印度到罗马主要港口有：红海的Muza（今Mocha）、红海入口Ocelis、亚丁之东卡那（今Hish Ghorab）、摩斯卡（Khor Reiri）、印度斯河口西岸的巴巴利况，再东南有巴利格柴（今Narbada河口）等。
《中国丝绢西传史》全书共7章82页53000多字（含注释）。学术性很强，姚宝猷作了翔实的考证，翻阅和参考了大量的中外典籍，仅注释就多达108条。书中认为中国古丝主要有三类用途，产地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五个州。一是用作衣服材料的有十种，绢是最常用的四种之一。丝的第二个用途是“用作书写材料”，第三个用途是“用于编订书契”。
1926年李济博士在山西夏县西阴屯掘到新石器时代的半个蚕茧和石纺轮、陶纺轮。殷墟所获之甲骨文有“丝”“桑”“蚕”等字，姚宝猷判定我国殷商时代育蚕种桑、治丝织绢已成专业。说到东西交通起源，姚宝猷据《拾遗记·卷二》：“成王即政三年（前1114年），有泥离之国来朝。” 他认为，“泥离之国”即是尼罗河的古埃及。
“丝绸之路”是 1877 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起的名字。丝绸之路研究的现代学者和专家学术论文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参考了《中国丝绢西传史》的研究成果。如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论文中指出：“有关中文典籍中丝绸西传的材料，以及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记录和实物证据，前人已经做过很好的梳理和研究，如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
饶宗颐在1974年6月发表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昆仑舶》的文章，日本学者三杉隆敏于1979年出版《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笔者认为，1944年出版的《中国丝绢西传史》开海上丝路系统研究之先河，姚宝猷是近代以来中国最早进行丝绸（绢）之路研究的历史学家。
理论学术界的抗日民族英雄
对日本历史与国民思想进行描述较早的是黄遵宪及其《日本国志》，而研究更深更透的是曾在日本留学任教的姚宝猷。姚宝猷著有《日本史研究法及参考书目》和《日本近百年史》。
姚宝猷在1935年写了《日本神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一书，在面向全国发行的中山大学期刊发表，影响极大。《日本神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一书在1944年改版为《日本帝国主义特性》。该书对1937年日本发动全民侵华战争后，我党倡导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乃至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都有促进作用。
《日本神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揭露了江户时代以伊藤信渊为代表的日本帝国主义学者的狂妄野心：“（日本）关于"统一世界，建立大帝国"的目的方面：（A）把全世界的国家，尽收为皇国的郡县；（B）把万国的君长和人民，悉另令为皇国的臣仆；（C）把皇祖产灵伟大的"法教"，推广普及于万国；（D）把全世界的苍生，从水深火热中，拯救起来。”姚宝猷指出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学者们的思想已经“更有整然的系统和精密的条理”，对日本后来学者、军人、政治家影响极大。
“神国思想”产生和存在深深地受着地理环境的影响，是日本帝国主义独具的特性，随着时代的进展而益复杂和凶狠。“神国思想”助长了日本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深远，牢不可破。溯其根源，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历次的向外侵略都和“神国思想”关系密切，明治维新以后60多年来东侵西扰、横行世界也是深受这种荒谬的“神国思想”的流毒！
姚宝猷在其著作注释里点明“神国思想”在日本根深蒂固，号召中国人民要准备抗战，不要有侥幸心理：“现在日本上自天皇，下至平民，殆无不笃信"神道"”。“日本民族只知有"己族而不知有他人"，只知有"忠而不知有恕"，他们欲强全世界的人民尽为奴仆，全地球的土地尽为国土”。
《日本神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一出版，日本朝野顿时反应强烈，急忙派驻广东领事交涉并秘密面见收买姚宝猷，遭拒。姚宝猷确实是理论学术界的抗日民族英雄之一。
姚宝猷另著有《中国基督教史》《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之另一研究：象和鳄鱼产地变迁的考证》《西汉货币之研究》等，皆颇有见地，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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