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客”而盛名的云南讲武堂
●吴宇烨
导 读
位于云南昆明的云南讲武堂博物馆，是当地著名的有全国影响的文保单位和旅客旅行的必选之地。馆内陈列有蔡锷、朱德等一众历史名人的塑像和图片，珍藏着叶剑英的毕业证书以及讲武堂各期学员《同学录》等珍贵文物；该馆依托原讲武堂占地1万多平方米的二层“走马式”转角大楼而建，恢宏的建筑披着修旧如旧的橙黄墙面，使人踏入大门就感到有股历史烟云扑面而来……
笔者求学春城，曾三次参观这座博物馆，今年暑假又在这里社会实践，在瞻仰、流连和阅览中，发现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云南讲武堂的盛名和影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客家人的参与和作为。
近代史上的著名军校
云南讲武堂，全称为云南陆军讲武堂，又名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坐落在昆明市翠湖西路翠湖公园西岸，原占地7万平方米，超过现博物馆三倍以上规模。它创办于1909年，至1935年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才结束其独立的历史。在那风云变幻的年月，云南讲武堂顺应并推动着时代潮流，捕捉且创造了许多历史机遇，其间首创在南洋招收华侨子弟，率先在广东韶关等地外省开办分校，唯一连续7期接收邻国留学青年……从而使其在26年历史共办学22期中，培养出步、骑、炮、工等兵科各类军官、军士约9000人，走出了两位元帅、二十几位上将，以及三个国家军队的总司令和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成为同时代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军事学校之一。
更显其本质和内涵的是，云南讲武堂自开办之日起，就与中华民族时代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在它第1至第3期的48名教职员中，同盟会员就有17人，而且总办、监督、提调即学校一、二、三把手都是同盟会员。他们在讲武堂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许多师生都受此影响，其中第3期步科学员朱德就在这时加入同盟会。据朱德回忆，当时“大家经常谈论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因此，当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第20天，云南就爆发了以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的重九起义并一举成功；袁世凯称帝后，讲武堂师生又在兼职教官蔡锷将军等率领下，率先在全国发起护国运动并再获成功，并由此破灭了封建余孽复辟帝制的迷梦。
从此往后，讲武堂师生如同革命火种，播向全国，到处燎原。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时，调请了包括讲武堂骑兵科长林振雄（广东兴宁人）和第12期毕业的叶剑英等一大批教官和毕业生前往任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揭开这次轰轰烈烈革命序幕的三大起义中，朱德和叶剑英分别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并且朱德随后还和秋收起义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共同创建了第一支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也因此被誉为“红军之父”。抗日战争时期，以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60军转战各地，并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以朱德为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的八路军，成为驰骋中原大地敌后战场的主力。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方面讲武堂出身的，除朱德一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和叶剑英担任后方委员会书记等职外，还有陈奇涵（江西兴国人）、周保中、童陆生等不少人担任了高级将领；而国民党方面的龙云、卢汉、黄涛（广东蕉岭人）等一大批出自讲武堂的高级将领，都顺应时代潮流而转向革命阵营，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客家的不解之缘
学界普遍认为，从西晋末年起，因历代战乱和异族入侵，客家先民历经数次大规模南迁，约于宋元时期在闽粤赣边形成客家民系，随后因自身人口繁衍剧增，又从汀州、赣州特别是梅州向华南、西南甚至海外不断播迁，终成为一支人数众多、遍布全球的汉族重要民系。因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所以一路迁徙的客家人比邻省的广西、贵州、四川甚至邻国的越南、缅甸都少，即使将当代客家移民统计在内，也才只有3万人左右。
云南讲武堂最初是地域性招生，这种状况未能阻挡客家人追求进步、报效国家的脚步。出生在四川仪陇的客家青年朱德，就是在家乡获悉讲武堂开办的消息，翻山越岭步行70多天，通过冒充云南蒙自县考生而考入讲武堂的；后来讲武堂实行开放式办学，并在南洋招生和在韶关等地开办分校，给了客家子弟更有利的求学机会，叶剑英、陈奇涵等客家青年就因此通过考试入学。
统计云南讲武堂各期《同学录》，可以确定是客家人的有近百人。这一数字虽然只占讲武堂学员总数约百分之一，但丝毫不影响客家人与讲武堂关系的含金量，因为讲武堂学员精英中的精英都被客家人所囊括，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年有位英国人类学者评价“客家人犹牛乳中之乳酪”的论断。这近百名客家籍学员，经过长期血与火的洗礼，升至高级将领以上的至少有如下：
朱德（四川仪陇人），第3期步科，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叶剑英（广东梅县人），第12期炮科，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主持日常工作、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吴奈温（缅甸人，祖籍梅县），讲武堂留学生，缅军之父，1949年起长期担任缅军总司令和缅甸总统；
陈奇涵（江西兴国人），韶关分校1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黄涛（广东蕉岭人），第15期炮科，曾任国民革命军第62军中将军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常委；
赵一肩（广东梅县人），第13期骑科，曾任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第7师中将师长，抗战胜利后在国防部第4厅厅长任上病故；
莫希德（福建武平人），第15期炮科，曾任国民革命军第83军中将军长，1949年与讲武堂同期同学廖鸣欧准备起义时，因事泄而潜往香港，于次年病故；
练惕生（福建武平人），第12期步科，曾任国民革命军第62军中将副军长，1949年在福建龙岩专员兼保安司令任上率众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
曾举直（广东梅县人），第13期炮科，抗战时曾任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中将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前夕因车祸受伤辞去各职赴港就医并定居香港，晚年移居台湾；
廖鸣欧（广东兴宁人），第15期步科，曾任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少将参谋长，1949年与讲武堂同期同学莫希德准备起义时事泄被害，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邓志才（广东韶关曲江人），韶关分校2期，曾任福建政府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少将师长，1949年底任广东保安司令时因部属率众起义而避居澳门，后移居香港；
严凤仪（海南琼海人，祖籍梅县），第11期步科，曾任红10军参谋长，1931年牺牲；
朱明瑞（广西北流人），韶关分校1期，曾任红10军军长，1931年牺牲；
……
遗憾的是，还有更多的客家籍学员都不知所终。他们主要来自广东、广西、海南和闽西、赣南等地。广东方面尤以梅州籍占比最大，其中梅县人除了叶剑英、曾举直之外，至少还有邓炽、赖顺成、张坤理、何文耀、邓其渊、赵益坚、李英忠、李旷、谢镜环、梁邦国、许定环、刘粤、卢怀、杨秉严、谢琼林、陈展坤、侯唯成、蔡公武、陈匡、俞桂谦、梁国材、曾钧、郭润华、谢锡彬、叶华荣、李维翰、谢抑强、张驾时等29人；蕉岭人除了黄涛之外，至少还有陈静庵、钟国祥、曾粤珍、曾樾汉、曾宗贯、曾蒿、林懋、杨志武等8人；兴宁人除了廖鸣欧之外，至少还有萧君勉、张鼎如、李殿陆、张武、陈云蕃、张百川等6人；此外，还有大埔的吴孟文、陈伯源等等。他们基本都是第12、13和15期的学员，入学时年龄多在20岁左右，年纪最轻的17岁，最大的也只有28岁，很多人或许一出校门就壮烈牺牲在战场，无人知其魂依何处，如今只有名字默默躺在讲武堂博物馆收藏的《同学录》之中。
还值一提的是，讲武堂教官中至少有两位梅州人。他们是兴宁的林振雄和五华的钟毓灵。前者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中国队第10期骑兵科，回国后于1915至1921年任讲武堂教官兼骑兵科长，后升为骑兵少将；1924年任黄埔军校管理部主任；抗战前夕曾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高级参谋、中央军法总监等职，1936年被授予中将；因不容于当权者，次年辞职闲居惠州，并著《蒋介石之失败》一书揭露蒋介石专制独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后者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回国后于1918至1927年任云南兵工厂工程师和讲武堂教官；后在陈济堂部任军械处长；1937年归隐家乡岐岭闲居，曾任五华乐育中学（今华西中学）校董、梅县乐育中学校长；1970年病故；著有《水雷》（1936年时敏书局岀版）等兵技专著。
因客家而盛名流芳
清末至民国初期，因编练新军而亟须新型军官，以讲武堂和陆军军官学校冠名的军事教育机构遍地开花，但最终为世人熟知的不过东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和云南讲武堂等几所，其中影响最大且旧址保存较为完好的又只有后两所。这两所军校都先于其他而同于1988年就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于2005年一起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所以这样，黄埔军校主要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产物，并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云南讲武堂虽然也有前者的某些性质和内涵，但还得益于与客家人的关系，特别是新中国开国元勋朱德和叶剑英的特殊经历，以及他们对讲武堂的重视和作用。
云南讲武堂对于朱德和叶剑英的人生道路与革命生涯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甚至是转折点式的。这从他们在这里改名以及相关言论就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名字是一个人的符号和标志，具有非常严肃和神圣的意义。所谓“大丈夫行不改名、立不改姓” ，一般人从呱呱落地由长辈取名之后，终身都不轻易改名，但是，朱德和叶剑英却都在讲武堂期间改了名。前者是因为首次报考不知道讲武堂只招云南考生而落榜后，在补招时冒充云南蒙自县考生而将原名朱建德改为朱德；后者是考入讲武堂后踌躇满志，决心在校习文练武，“及时练剑壮胆”以做“民之利剑” 而将原名叶宜伟改为叶剑英。而且他们都将这里改过的名字沿用到终身，可见对这一抉择的重视和珍惜！
还可说明讲武堂对两位元帅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他们的有关言论。因为讲武堂的这段经历和洗礼，朱德后来经常提到讲武堂，并且谈起来就充满自豪和给予高度评价。据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记载，朱德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威尔斯采访时说：“这个讲武堂在当时是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它招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 而据朱敏《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介绍，朱德曾说：“这是我寻找多年的地方……我一心一意投入讲武堂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 所以，他在《辛亥革命回忆》中将讲武堂喻为“革命熔炉”。叶剑英同样也是如此，他一考入讲武堂就给弟弟叶宜导去信，信中豪情满怀写道：“当今天下混乱，乃英雄吐气之时。有胆识、有军事技能者为前驱，有文才、有谋略者为后盾。”求学期间，他不仅苦练本领，创造出比武中把狂妄的日本教官征服的传奇，还经常诗情澎湃，留下《剑馀诗集》传世。
正因为有这种经历和情感，所以，1962年朱德视察昆明时，听说讲武堂建筑正被拆为它用，严肃地对当地领导说：“讲武堂还有点用处嘛，还要留点嘛！”这才使它免遭如东北讲武堂和保定陆军军校一样旧址被毁的命运；而1988年讲武堂博物馆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叶剑英儿子叶选平特捐出父亲的毕业证书，使之成为该馆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大大提升了讲武堂博物馆的内涵和影响。
因此，云南讲武堂的历史地位和盛名影响 ，离不开与客家人——特别是与朱德和叶剑英的重要关系。
新闻推荐
兴（兴宁）汕（汕尾）高速海丰至红海湾开发区一期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兴（兴宁）汕（汕尾）高速海丰至红海湾开发区一期工程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全长21.84千米，起于海丰县平东镇（接潮惠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