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发描绘旧日客家《弃妇》
李金发自1919年11月出国赴法留学,回到上海任美术专科学校教授已是1925年6月。在侨寓欧洲的这五年多时光里,这个来自遥远东方文明古国的穷学生尝尽了异国他乡的孤寂和清苦,领受过异国学生的歧视和侮辱,见识了欧洲现代文明的种种人间惨剧和怪相,也体会着一种跨国也是跨语际的幸福的恋爱。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以客家农人(李金发于1900年出生在广东梅县——编者注)特有的“肯下苦功夫”的精神,钻进了欧洲艺术和诗歌的殿堂,将上述种种震惊、忧郁、孤独、感伤、痛苦和幸福的人生经验,融进了他的雕塑和诗歌创作之中。
他从1920年开始写诗,三年之内即创作了两大本诗集,这种泉涌的诗思是一个身处异国他乡努力求学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融合了苦闷青春期的倾诉欲望、纷繁复杂的人生体会和新颖奇异的异国文学阅读感受之产物。《弃妇》一诗便是这种产物的代表作。
李金发一直被当做中国象征派或象征主义诗歌的开创者,《弃妇》也一直被当做中国象征派或象征主义诗歌的开端和成名作。
钟敬文的《李金发底诗》是较早的一篇专门以《弃妇》为对象的评论。他说:“我读了李先生《弃妇》及《给蜂鸣》等诗,突然有了一种新异的感觉,潮上了心头。”
当我们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和刘半农的《扬鞭集》之后,我们再来读《弃妇》:“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越此短墙之角,/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如荒野狂风怒号:/战栗了无数游牧。”我们也会产生与钟敬文同样新异的感觉,并且这种感觉也同样是一种“凝重的情味”,在我们的脑海中浮动着,几乎再难消散。
李金发因为疏远了写实的白话诗,不仅可以将漂泊异国他乡孤寂清苦的人生体验,假借祖国家乡一位被弃的客家少妇的形象抒发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不仅将一种中国古典闺怨诗常见的代言体重新发明出来,而且他还借助自己从魏尔仑和波德莱尔等人诗歌那里袭取的象征派诗风,重新复活了被“五四”以来新诗写实风尚鄙弃的、一种“远取譬”的象征手法,即周作人所召唤的传统的“兴”的手法。从“羞恶之疾视”到“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就不是赋与比,而是跨度极大的“兴”,而“黑夜与蚊虫”又由“沉睡”而兴起,后面的诗行虽用“如”字,看似比喻,但却并非“近取譬”,其实仍是跨度极大的象征手法的运用。鲜血与枯骨的并置,已是汉语诗歌此前所无,黑夜与蚊虫,不可触摸的抽象时间名词与具体可感的动物名词的并置,更是闻所未闻,这就使得李金发对于传统的重新发明,不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较为彻底的转化与再造。
第二节,“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我的哀戚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然后随红叶而俱去。”这既是典型的象征派手法,却也因过度的使用,省略了想象之间必要的逻辑关联。所谓的观念或意思的“懂”,在此无异缘木求鱼。因为正如朱自清所言:“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这就是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李氏是第一个人介绍它到中国诗里。”换言之,既受到法国象征派影响,也受到雕塑和绘画艺术影响的他,抒发的只是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学子内心缥缈凌乱的孤寂情绪,犹如油画中的一个个色块。这种对于象征手法的过度使用,在中国古典诗词传统里,就是对于“兴”的手法的过度使用。这就不仅重新发明了古典诗词传统的“兴”,还一步跨到了古典诗词中的一个极端,即唐代诗人卢仝、李贺和宋代词人姜白石、吴文英那种风格。
张炎在《词源》中的一段话恰可借用来阐释李金发的《弃妇》:“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破拆下来,不成片段。”至于将这些破拆下来的美丽的珠子,一颗一颗用诗笔穿成串儿,建构成富丽的楼台,则要等到戴望舒和卞之琳。
□陈芝国
弃妇
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
遂割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
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
越此短墙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
如荒野狂风怒号:
战栗了无数游牧
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
空谷里。
我的哀戚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
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
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
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
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
长染在游鸦之羽,
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
静听舟子之歌。
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
徜徉在丘墓之侧,
永无热泪,
点滴在草地,
为世界之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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