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籍人士助沈从文出书

潮州日报 2018-07-04 17:13

1980年9月,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之后,好评如潮,被誉为“中国服饰史的第一部通史”;“是一本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自豪感的著作”;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研究员威尔第女士说:这部书“给搞时装的知道了都会发疯的。”我国领导人还将这部书作为国礼送给日本天皇、美国总统和英国女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从文学创作转向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他兢兢业业,刻苦钻研,在丝织物、陶瓷等诸多领域中取得突破性的成果。1960年4月在给大哥的信中就透露了准备编写一部中国服饰史的计划。后经多方呼吁、努力,国家历史博物馆根据他的要求,决定开展古代服饰专题研究。1963年8月,周总理在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到他在国外、常被邀请参观服装博物馆、蜡像馆等,中国是文明古国,服饰艺术很有特点,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服装博物馆,有部服装史呢?当副部长齐燕铭汇报说这件事沈从文可以做时,总理当场表示支持。

同年12月,齐燕铭在文化部党组会议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求中国历史博物馆做好《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编撰工作。从此,该书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按原计划,除概论外,书中附有200幅图录,每幅加说明文字500至1000字,在经费(主要是到兰州、洛阳、敦煌等地调查、取证等所需)、资料(因涉及文物管理程序,关卡重重)等巨大压力下,沈从文先生仍毫不懈怠,每天起码要写6000字左右的文字说明。至1964年4月底,《中国古代服饰资料选辑》的隋唐五代部分编写完成。不久,宋元明清部分也告完成。6月初,历史博物馆和财经出版社商定,准备将此书作为向建国十五周年献礼的重点图书推出。编者署名中国历史博物馆,文字说明署名沈从文。康生题写了书名,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作序。但出于技术原因,更由于层层审批、反复修改之耽误,“献礼”之事遂告落空。其后,“四清”运动开始,该书之修改工作便无形地停顿下来。

“文革”狂飚突起,革命群众认为,《中国古代服饰资料选辑》宣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未出笼的大毒草。沈从文是滥竽充数的假专家,假里手。从文先生被迫接受批斗,做了检讨。1966年8月起,红卫兵多次抄沈从文的家,他出版的旧作和编写服饰研究的资料统统被抄走或焚毁,抄剩的资料则由表侄黄永玉作主,以每公斤七分钱的价码当废纸卖掉。1969年底,沈从文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过着艰苦的生活。1972年初,沈从文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请求允许回京,发挥余热,完成“古代服饰”一书的编写工作,几经辗转,他的请求得到批准。不久,国家文物局要他重新校阅《中国古代服饰资料选编》,准备出版。沈从文要回书稿,抓紧修订、校阅,有时甚至一手捂住鼻血,一手工作。

1973年5月,沈从文将24万字的“服饰资料”文字说明稿改毕上交。他如释重负,心情愉悦,觉得“比过去写的小说总和似乎还有分量。”历史博物馆也向文物局打报告,请示对书稿的处理意见。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一直到“文革”结束,都未得到回复。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胡乔木任院长,在他的关心下,沈从文调入社科院历史所,技术职称也由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在此前为他配备的助手王序、王亚蓉、李宏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979年1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最后定稿工作终告完成。

鉴于技术原因,负责出版工作的轻工业出版社拟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该书,沈从文坚决不同意,手稿转到人民美术出版社,该社也准备与日方合作,沈从文再次撤回书稿,并给时任中国社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梅益写信说:“我不能将书交给外国人去印,文物是国家的,有损国格的事我不做。”并表示愿意将书稿交给国家处理。

梅益(原名陈少卿,潮州城区人。曾翻译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接到沈从文的信后,经再三考虑,遂决定向香港商务印书馆主持人蓝真推荐该书,蓝真(广东大埔人,大埔原属潮州管辖,1936年以后才隶属于广东省第六专区)满口答应,决定从速出版。梅益征求沈老意见,沈老也表示赞同。于是蓝真便于1980年1月委托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李祖泽到北京与沈从文商定出版细节。9月,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上京亲向沈从文赠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样书,样书为八开本,25万字,700多幅插图,署名为沈从文编著,郭沫若作序,商承祚题签。初版印3000本,其中签名本300册,定价800港币,其余精装本也要500港币,但一个月内就售出2000多本。中国社科院以《要报》的形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了此书作为重点成果的出版情况。不久,该书荣获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领域竖立了一座丰碑。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创作历程近二十年,典型地体现了上世纪后期中国的学术生态。从文先生之学术毅力与治学风格令人倾慕钦佩,而潮籍人士在成书最后阶段的贡献,也功不可没。

[附言:本文据李斌《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编撰始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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