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与陇头人（2）
慌妄动，其结局可想而知，不是被活活踢死就是被牛角刺穿。
在此之前，有关历险，我脑海里并没有什么清晰的记忆，倒是妈妈的回忆印证了某些模糊的记忆碎片：在小楼的木楼梯上摔下来一次，撞伤了头；在年龄更小的时候，我直接从父母的眠床滚下来，前额撞击床前的尿缸，那是陶制的粗瓦缸，小孩子的头骨都柔软，直接把前额撞塌进去。这次事故，使我成年后在额头正中留下一道隐蔽的凹槽。我称它为命运的暗中设伏。额头在面相学上代表人生早期的运程，这道伤痕算是让我彻底破相了。日后我常安慰自己，年轻时的历劫是为了更好地重生，甚至飞升。
还有一桩发生在婴儿时期的事件，说不上算不算历险。夏天农村多蚊子，为了防蚊叮咬，妈妈在我胸前的口袋放了樟脑丸。据说婴儿时代的我是个睡宝宝，可以连续睡20多个小时，等我一觉醒来，给我换洗衣服，妈妈才发现这种做法，相当于把樟脑丸直接放在婴儿的鼻子底下，强迫她嗅闻，那个浓烈的气味，连大人也难以忍受。日后才知道樟脑丸可能伤害中枢神经，影响婴儿智力发育。
大人都说幼时的我特别伶俐可爱，伢伢学语的年纪见了谁都能准确地称呼，只要大人教过一次，“老伯、老姆、阿婶、阿叔、阿姐”等性别与年龄从来没有弄错过，说明我对人有颇强的观察力。撞伤头部和樟脑丸事件，让我为成年后自己的木讷迟钝找到一个借口。
有些伤害，则是直接可见的。大姐用勾针手法给我织了一个色彩绚丽的塑料小书包，我兴冲冲地挂身上，跑出去炫耀。就在与小楼并排那座“下山虎”、如今的学礼公祠的前埕附近，离家不过十几米远的地方，一个年龄比我大的女孩，直勾勾地盯着我的小书包。她突然伸出乌黑的手来夺我的书包，我本能地护住自己的宝贝，她遂改变抓取的方向，用藏污纳垢的黑指甲在我的脸上抠出几道深深的血路。我满脸是血，哇哇哭叫，惊动了屋里的大人。事后，当脸上的伤口慢慢结痂，大姐常在我耳边絮叨，那个小孩脏死了，她指甲里有好多病毒和细菌，伤口感染就麻烦了……
心理学家认为，不可小觑婴幼年时期的经历，它对成年后的性格心理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投射在我身上，大约就是严重缺乏安全感。
小时候住所频繁搬迁，以上有关陇头的生活，似乎都停留在5岁时的经历。
六七岁时，我家搬到寄陇的管辖地东陇镇。东陇时期，我只记得自己和小4岁的弟弟一起上幼儿园，我有时背着他穿街过巷，路人指着我们笑说：“看呐，四斤猫背三斤老鼠！”那时，我们租住在一座“下山虎”民居的两间厢房里，住对面的女孩叫方映凤，属牛，比我大一岁，也是我幼儿园的同学。我自作聪明地对妈妈说，今年我属虎，明年我和映凤一样大，就是属牛了。有一天，二嫂带我去买咸橄榄，晒干的盐渍橄榄真的非常咸，当我咬着那颗皱巴巴的橄榄时，映凤一直盯着我看。二嫂半开玩笑说，你切一半给她吃吧。我从小就是个爱较真的孩子，常常把玩笑话当真话，记得好像是大姐还是二哥说：“吃西瓜必须把籽吐干净，如果西瓜籽进入肚子，以后就会从肚脐眼长出一棵西瓜苗来。”这可把我吓坏了，早晨睡醒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肚脐眼有没有长出绿色的西瓜苗，毕竟我曾经吞下过不止一粒西瓜籽呀。把话题岔回来，此刻我听从二嫂的吩咐，跑到天井边做饭的地方，踮起脚尖取下切菜刀，切起那颗咸橄榄。我不知道橄榄它会打滑溜走的，锋利的刀刃切在左手食指，沿着指甲边向上斜挑，几乎切出一大块肉来。幸好那块惊慌失措的肉还有点皮连在手指上，鲜血早就喷涌而出，惊动了一屋子的人。我的左手食指那道弧形抛物线伤疤，就是这么来的。
东陇留在记忆里，屋前还有一棵开花时很漂亮的树，父亲告诉我，那是凤凰树。
每月总有一天，妈妈会骑着单车去镇集市上的粮管所凭票购买分配给居民户口的牌价米面，又或者去县城购买日用品。那年代乡下孩子都活得很闭塞，难得出去一趟，见到大人出外总要耍赖打滚地跟着去。妈妈的单车要驮载采购的货物，带着个小孩是极不方便的事情，遂拒绝了我的央求。她骑车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跑着哭喊妈妈我也要去……就这样跟了有几百米或者更远，看着妈妈狠心把车骑远了，我停止哭泣，高声地朝着妈妈远去的背影喊：“妈——我不去了，我不想去了……”唯恐妈妈听不见，接连喊了几遍。我是个心肠极软的孩子，那样喊的目的，就是想让妈妈明白我妥协了听话了，好让她放心地去，不用担心我。抹干脸颊的泪，我孤独地回到“下山虎”宅子的门口，坐在石门槛上瞅着凤凰树发呆。若是夏天，树上有鸣蝉叫得欢。
很快，我们又搬回寄陇。这次我们住的房子处于寄港村与陇头村之间的主干道旁边，一座基本荒废了的卫生院，不知道是属于陇头还是寄港的地盘。这是我童年时期最喜欢的住所，我家住在卫生院的后院，其原始功能相当于住院部。前院是门诊部与药房，住着一位个子不高、目光精明的西医和他的高瘦儿子。后来，似乎是这个西医妒嫉我父亲的名气与特立独行的作风，多次使坏。这是大人之间的事情，以我当时的年龄，尚无法明了成年人之间的是非恩怨。父亲说服村干部在前院与后院的门洞垒起墙，隔开了我们两家的住所，另外在临公路一侧，走廊的尽头，我家另开一个小门进出。
沿走廊一排四五个房间都是我家的住所，走廊一端尽头是厕所，另外一头就是新开的临公路的小门。走廊的房间貌似向南，房间前面是一个阳埕，阳埕过去就是通向前院的拱形圆门，门洞被堵住了，整个后院都是属于我家的美丽花园。
阳埕左侧花圃有一棵高大的龙眼树，足有三四层楼那么高，似乎没怎么结果，偶有果实也很小，没什么肉可以吃的。树下是一丛同样繁茂的茉莉花，花香弥漫了整个院子。
阳埕右则花圃有一棵石榴树，每年五六月份，艳红的复瓣花朵缀满枝头，多么绮丽的石榴花，美得倒像是假的绢花，花期过后同样不结果。乡下但凡有嫁娶、入宅、开张之类的喜事，便有村民来这里折几枝含苞欲放的花蕾带去家里“做好事”，然后在枝头缠上一条红线绳，有时红绳还会坠个小红包。我好奇地取下红包，拆开那张折叠得棱角分明的红纸，里面是几分或一毛的纸币。石榴树下或许还有其他植物，我忘记了。只记得父亲在石榴树旁边种了两棵芭蕉树，又在树下挖了一个狭长的鱼塘，养塘虱鱼。
日后我在诗中提到这棵不结果的石榴树，W姐姐说那是一个征兆，当时我感觉自己的背脊直冒冷汗。是的，她说的对极了。转念想，若人一辈子囿于这样的命运卦象之中，生有何趣？每个人，须怀抱希望与孩童般的好奇，在未知中摸索，在山重水复中寻觅光明的坦途。
父亲和我一样，对这个新家很是满意，在阳埕上种植各种盆栽花卉，种得最多的是菊花。
在这个诗情画意的院子，皓月当空、凉风习习的夜晚，父亲与吴生叔在阳埕上摆个小茶几和两只椅子，冲茶聊天。那时还没有电视机，乡下信息极其闭塞，资讯落后，从我记事开始，家里常订的有两份报纸，一份是《羊城晚报》，另一份是《参考消息》；父亲与母亲俩人日常最休闲的事情，就是看报。此刻，父亲与吴生叔聊的都是国际大事，“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这些名字从父亲口中吐出来，被一个学龄前孩子装进心里。在他们畅谈时事的时候，母亲在厨房忙活，锅碗瓢盆交响间，夹杂着一声惊叫——循声望去，一条黑白相间的银环蛇游过苔藓斑驳的墙根……
黄昏。饭后，父亲兴致颇高，在走廊上背着双手吟咏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段：“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父亲用的音韵到底是旧时书塾先生诵读经典的音调，或者是潮州歌册的唱腔，我不得而知。心头倏然一震，仰头望向高过屋脊的龙眼树，那时秋雨正淅沥，簌簌打在龙眼树叶，挂在檐前阶下，顿觉心神恍惚，身世苍茫，无所归依……如今想来，父亲并非多愁善感之人（否则他无法在历次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中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此时他抑或是无意中忆起这首诗，需要用吟唱来抒发某种突如其来的激荡情绪罢了。
那时，农民家里用的都是红色砖条砌的土灶，邻居的小孩常结伴上山耙草做燃料。我好生羡慕，再三央求妈妈允许我跟他们一起上山耙草，虽然我家用的是蜂窝煤，不用柴草做饭。拗不过我，妈妈同意了。我得偿所愿，挑上箩筐，带着长长的竹耙，吆喝着上山去。
下山时，我唯恐落人之后，将两个竹筐都装满干草。9岁的我，第一次往稚嫩的肩膀压重担，那是怎样陌生又惶恐的感受，如今已无法复述。我忍受着肩膀的剧痛，摇摇晃晃，举步维艰……前方山径边出现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看样子是一对兄弟，他们放牧的牛在旁边吃草……此时的我，脚下失控，顺着惯性不由自主朝前俯冲，明知道即将撞上路边的人，却完全拿自己没办法。我肩上横着的扁担，直接将那位弟弟扫进山径下的沟渠。一旁的哥哥毫无防备，不知道是该指责我，还是该想办法下去救弟弟。手足无措的我，卸下重担，在沟渠边傻愣着，眼望自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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