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籍院士、自然地理学家郑度：用双脚为青藏高原科考探路

郑度。南方日报记者泠汐摄

郑度院士的办公桌后侧，挂着一张立体的中国地形图。地图南侧一块低矮的凸起代表两广丘陵，那里是郑度的家乡；地图西侧高耸的青藏高原和深陷的准噶尔盆地，则是他数十年间用双脚丈量出的祖国大地。

我国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的地理资料长期匮乏。新中国成立后，以郑度为代表的自然地理工作者对这些地区展开调查，他们是我国地理学科的工作者，也是当代科学考察的探路人。

如今，随着这张中国地形图上的“空白”被逐步填充，郑度将眼光投向更长远的目标：填补环境伦理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的“空白”，以学者身份献言献策，努力为今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入沙漠上高原一心只为科考

“我是一名客家人，习惯处处为家。”谈及数十年扎根高原山地的理由，郑度笑着说。

自少年时代起，郑度就开始辗转多地。1936年郑度出生于揭阳县西部一个小山村中，长住在五经富乡，后因其父亲工作调动，他前往汕头聿怀中学读书；1958年郑度赴广州就读于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后分配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959年，他加入中科院治沙队，前往新疆对准噶尔盆地沙漠进行野外考察工作。

“我家的几个兄弟姐妹，工作后大多分散到全国各地。”郑度认为，自己接受的家庭教育中有“客家特色”，其一是崇文重教的传统，其二便是努力开拓的精神。父亲曾叮嘱他：“要用功读书，不要管被分配到哪里去。”这也是促成他走上自然地理科考道路的原因之一。

在准噶尔盆地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中央，考察队一行人骑着骆驼，忍受风吹日晒，饮用水只能按定量配给。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干燥的沙漠气候，让长年在岭南生活的郑度一开始十分不适应。正是因为家庭教育带给他的奋勇拼搏精神，让郑度在我国西北地区坚持了长达6年的科考和定位试验研究工作。

现年83岁的郑度，现在身板硬朗、思路清晰，他认为这得益于自己多年坚持在外科考的经历。1966年，他又被安排参加珠穆朗玛峰地区的科考。接到通知时，他心里丝毫没有对珠峰地区高海拔困难的担忧，反而还觉得兴奋与开心。

1966年至1968年，郑度加入了中科院西藏科考队，从事珠峰地区科考和研究。与他同行的，是一批同样有着求知和拼搏精神，来自全国23个单位、近30个学科的老中青科技工作者。郑度回忆说，大家的热情一直十分高昂，“一心只想搞科考”。

为了给后来人的研究工作“探路”

1972年，中科院在珠峰科考队总结的基础上制定了8年规划。次年，郑度加入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进行了为期4年在西藏的综合考察工作。

此次考察弥补了我国在青藏高原研究中的诸多空白。郑度回忆，1980年5月首次在中国召开的青藏高原国际会议结束时，一名外国专家惊讶地表示，本来以为会议的主题是介绍外国研究成果，没想到变成学习来自中国的研究成果。

在此后的四十余年中，郑度长期投入相关研究，在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地域分异与格局研究中取得了开拓性进展。作为一名先后负责或主持过与青藏高原研究相关的国家基金委与中科院重大项目、国家“攀登计划”的学科带头人，他仍谦虚地表示，自己早年的考察工作只是为了给后来人的研究工作“探路”。

“1973年我们去青藏高原考察，大多数地方汽车无法通行，完全靠脚走。”郑度介绍，与当今研究工作用手机联络、用先进设备探测相比，当时的通信手段和观测手段都较为落后。

正是依靠郑度等“探路者”的不懈努力，我国对高原、山地地区的认知逐步清晰，学科建立更加完善，也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指导。2018年7月，我国《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指出，经过长期不懈努力，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2018年9月，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首期成果发布，更多“青藏密码”正在被破译。

郑度介绍，上世纪60年代，我国的自然地理研究工作者是“以任务带学科”，为完成地区规划工作任务，考察当地宏观的地理情况，进而带动学科发展。如今，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自然地理研究也变得更“细”更“精”，科学考察研究正更加紧密地跟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相结合。

关注环境伦理献策可持续发展

2004年，郑度卸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环境、资源效应”项目首席科学家。此后，郑度主要致力于研究环境伦理的重要性，用自己的学术知识为我国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探路”。

牦牛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牛种，牦牛产业化养殖对地方经济提升显著。然而，在冬季牧草稀少的高原地区，如何实现牦牛产业可持续发展？通过相关专家在评审会议“支招”，牦牛主产地的那曲地区找到了太阳能充分的藏南地区，你用温室生产精饲料，我发展牦牛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二者通力合作破解了影响经济发展的环境难题。

“发展中要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环境伦理体系，为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郑度认为，区域发展中，不同社会群体承担不同的责任，要注意政府管理、市场运作和伦理规范三者的互相协调补充。

耄耋之年郑度依然孜孜不倦地利用自身学术体系的知识，为发展探寻解决之道，并且心系家乡，不断挖掘广东经验。他指出，在维护环境伦理、共探解决之道上，一些正面案例逐渐在广东出现。以红树林为例，在学者多年呼吁声中，广东用政策作保障，目前已成为全国红树林面积较大的省份之一，昔日的“海岸卫士”正在回归。

郑度认为，广东是全国经济发展的先行者，也是华南地区环境条件相对较好的省份。广东在自然保护地管理、各区域间交流协作、珠江流域用水情况等议题上应充分发挥带头作用，用实际行动普及环境伦理，用学者评审体制推动科学决策的有效推行。

郑度院士简介

郑度，原籍梅州市大埔县，1936年生于揭阳县（现揭西县大洋村）。

195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所学位委员会主任等职。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郑度是中国自然地理学主要学科带头人之一，长期从事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特别是有关高原与山地的地理研究工作，对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及其地域分异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均有创新，是首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环境、资源效应”首席科学家。

■对话

自然地理科学敢于百家争鸣最可贵

南方日报：长期在高原山地的无人区进行科考，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郑度：与现在相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家科技水平和群众生活水平都落后很多。我感触最深的是国家给予的支持。我在珠峰地区科考期间住在海拔5000余米的基地中，尽管周围都是冰天雪地，我们仍能吃到部队翻山越岭供给的蔬菜罐头、压缩饼干。

地方群众的淳朴也令人感动。我们在青藏高原科考时曾翻越阿扎冰川，雇用了40个当地群众做民工。在我们背着相机、标本夹进行野外观测取样时，当地群众就背着行李和帐篷等一路同行。当年我负责财务时，钞票都放在枕头里，晚上枕着睡觉，白天就拜托群众帮忙背上。科考时间很长，钞票从没有出过事。

南方日报：常在外科考的老一辈科学工作者，最值得当代人学习的品质是什么？

郑度：面对科研课题，从中国科学院到地方、不同专业不同学历的科学工作者能够共同讨论、畅所欲言的品质最可贵。当时，同事之间的互相协作十分默契，各单位、各部门一起开会讨论，会后再分别回去分析研究、查阅资料。

1977年，我们举办了讨论青藏高原隆起上升问题的会议，除地质、地貌专家揭示高原隆升过程外，鱼类学专家也在场，他们根据鱼类发展阶段分析地貌切割的证据。这种百家争鸣的风气，对于青藏高原科学研究的发展大有裨益。

老一辈人的经验和品质也被很好地传承了下来。一些老一辈的专家把从野外考察中锻炼出来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对探索科学的热情传给了他们所指导的研究生、博士生。这些精神很好地继承了下来，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泠汐

策划：赵晓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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