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书尘(1)

宝安日报 2019-09-01 09:27

顾建平

教师节次日,我去清华大学南门西侧的蓝旗营,看望因骨折手术后卧床养病的导师。

需要人帮助翻身的导师依然关注国情民意,枕头边放着《北京晚报》,大概是让保姆念给他听的。他聊起小区内北大、清华老教师们散步时所讨论的话题,似乎都比社会热点慢了半拍。我叹息他们信息之落后,议论也不免迂腐。我对在软件公司工作的师妹说:你熟悉网络,给你爸在电脑或者IPAD上设置一下,让他便利浏览海内外中文网站,网上的消息相对及时、全面,各方意见都有,或者让保姆有空念给你爸爸听。

导师的晚年实在不幸。1997年在校园里突发脑溢血倒地,虽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但至今不良于行。去年年底师母突发心脏病骤然离世,多年夫妻晚年失侣。两周前他摔倒在厕所,大腿骨骨折,在他当年治疗脑溢血的北医三院动了骨科手术。毕业以后我的学术理想逐渐消泯,导师这里三四个月才来一次,看到还有像他一样的人文学者,许多人孜孜兀兀以学术为业,以学术为精神寄托,心中惕然,既敬佩,又感慨,甚至夹杂一些同情。

这所房子是熟悉的,但今天有些异样。推拉玻璃门书柜上放着师母的几张照片,书柜顶上有薄薄一层灰尘。架上大多是老版书,有的包着书皮,挨挤在一起,甚是萧瑟。

此次师生闲聊,我第一次得知,清华的校训原来是十六字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数十年来,何以被腰斩了呢?百年校庆也不见复原,传统何在?

辞别导师,照例要去小区门口的万圣书园逛一下。

2006年起,我只在万圣书园一楼打折区浏览,不再登上万圣二楼。若不做学问不求实用,只想读点闲书消磨时光,一楼的打折新书足够满足需求。这么多早年朝思暮想的好书等你临幸,米兰·昆德拉文集,索尔·贝娄文集,奈保尔作品集,纳博科夫作品集,杜拉斯文集,《人·岁月·生活》新版全译本,约翰逊博士传……琳琅满目,书架直顶天花板。这是读者的盛宴,出版业的哀伤。谷贱伤农,书贱伤智。

二楼全是新书,会员也打折。从1994年算起,我是将近二十年的老会员了。

读大学的时候,我几乎背得出海淀图书城所有人文社科图书的定价(当年书也少些)。回想当年,我流连在海淀街上各书店,西四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三味书屋,看中的书反复把玩掂量,几十年后还记得当年的定价。现在还有哪位如此阮囊羞涩,摩挲再三不得不弃购心爱的图书?

多数人恐怕是无心读书或者没有时间读书。北京有句老话:有牙没花生,有花生没牙了——有能力时无条件,有条件时无能力,这是生活的悖谬,人生的悲哀。现在书价已经不是购买的障碍,但我的蜗居已无处藏书,碌碌奔走的生活也挤不出多少时间读书。一年21万种新书,3千部长篇小说,当年可望而不可即的中外经典都陈列眼前,这是何等阔绰的阅读盛宴。但书山书海花红柳绿,让我有一种本能的压抑和失落:作为从业多年的出版工作者,难免有无所作为的绝望感;作为胃纳宽大的读者,有眼食而饱的厌食感;作为写作二十余年的非职业作家,还有不知所向的茫然。

开卷有益这个成语,可以用来为我们今天所有漫不经心或者无所用心的阅读行为作辩解。读物产量的极度膨胀,形成了一个令人目迷五色无所适从的巨大超市。

一本书不及一包烟的价格,网购还七折八扣,某次中央台做节目居然还说书价太贵了。出版行业有许多人感觉走投无路,便弃暗投明改从他业,这已渐成趋势。如今我想读的书,不计价格高下,不想读的书白送也不愿接纳。时间有限,一年读不了几本书;藏书空间也有限,书进则人退。看到那些贪心狂购的读者,我猜想他们恐怕多是太监娶亲,纯摆设。

折扣书中有大量好书。有时候买几本打折书,就像养宠物的人收容流浪猫狗一样,一半是喜欢,一半是心疼。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云云,在倡导知识经济的年代,早已有了成功的范例,不全然是君王的轻诺和贫寒子弟的白日梦了。但是哉愚鲁如我辈看来,书中所有,不过是用文字或图象的方式,讲了一些事实一番道理而已。当然还有字里行间、上下左右的空白,那是供我们添上几条证据,或加上几行辩驳,写下几句赞叹语或大骂狗屁文章的呵斥语的。读者该有这样的权利和快乐。书本合上,快乐随之终止,所谓书评,雪泥鸿爪而已。

我常常在朋友之间放言高论:你如果把你这一年吃的最贵的一顿饭的款项拿来买书,恐怕一年都读不完。但人就是这样,吃喝玩乐可以大手大脚,买几本书却缩手缩脚。有时我也难以免俗。

在一楼挑选了四折、五折的新书:纳博科夫的《斩首之邀》、《玛丽》、《绝望》,E.B.怀特的《重游缅湖》,还有《冒险和艳遇——卡萨诺瓦回忆录》。

我钟爱的作家索尔·贝娄的几本新书,脏兮兮地躺在那里,宋兆霖先生主编,上海译文版,在四五折处理。月前五折购得索尔·贝娄文集之《雨王汉德森》《洪堡的礼物》《奥吉·马奇历险记》。年初已得《赫索格》。1991年夏天北大三角地毕业卖场购得《挂起来的人》,至今恰二十年整。2005年贝娄逝世,本月7日主持贝娄文集翻译的宋兆霖先生逝世,我买下这几本书权当是对作家和翻译家的纪念。

我可以容忍旧书的破败,但不能容忍新书的脏污。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洪堡的礼物》,我是1993年1月18日在苏州古籍书店买的,扉页盖着苏州地区轮船运输公司图书室的方印,侧面还骑着圆章,既脏且破,但是想到轮船公司的多名员工读过这本内敛沉雄的知识分子小说,感觉书的附加值顿时升高。《雨王汉德森》、《赫尔佐格》都是在单位阅览室借着看的,将来还是要买一本存着。朋友间我只听到格非兄盛赞过贝娄,或许还有其他同道。

看到纳博科夫的书,我想起一九九四或者九五年,在北大研究生宿舍见到世界文学研究生耿晓谕兄,旁人介绍说,耿兄立志成为纳博科夫专家。当时我对纳博科夫所知有限,只读过《黑暗中的笑声》、《洛丽塔》、《文学讲稿》以及《外国文艺》上的《普宁》。要做“纳专”,英文之外还得精通俄文,我对耿兄不禁心生敬畏。已经多年不见,不知身在郑州的晓谕兄是否依然此志不渝?我的1991年三联版《文学讲稿》后来被一位酷爱读书的女作家借去,人与书皆杳如黄鹤一去不返。2005年新版出来,我赶紧买了存架,但是开本、封面很不喜欢。近期看新闻,获知该女作家获得了某某电影节的一个奖项,如果她搞电影曾经得益于纳博科夫,我会感到欣慰。

第一次知道E.B.怀特,还是在《读书》上看董鼎山先生的专栏,他提到了怀特帮他的老师William Strunk修订的《风格的要素》,印象深刻。后来见到这本英文小册子,复印了一份,几经搬家已经找不到踪影。爱屋及乌,多年以后我又买了本William Strunk的《风格的要素》,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的中英对照版,聊补缺憾。版权是1918年的,看来是未经怀特修订的原版,出版社还故意玩了个猫腻,在书前宣传语中盗用董鼎山等人对修订版的赞语,浑水摸鱼的手法并不高明。装帧编辑翻译质量之差,还在其次。出版商为何这样做呢?我猜想因为怀特去世不久,出版修订本还需要购买怀特的版权。

最早读到的怀特散文是《世界文学》杂志1986年第四期的《再到湖上》,此后零零碎碎读到了一些单篇,去年在西坝河某编辑寓所见到这本随笔集,便特别留意版权信息,今日得以购藏,也算是对旧爱的重温。怀特散文原作的神韵,那些措词造句的风格之美,在充满数字、地名的中文译本中自然遗落不少。

看在老翻译家高中甫参与翻译的份上,我买了《冒险和艳遇——卡萨诺瓦回忆录》,书名不知是译者还是编辑添加上去的。品位不俗的斯蒂芬·茨威格将这部回忆录视为艺术品,他称赞说:“尽管有众多的作家和思想家,但是世界上却再没有创作出比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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