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走进《文化走廊》

当年的《文化走廊》

● 蔡育青 文/图

《文化走廊》于1979年12月20日出版创刊号，由汕头市文化馆编辑。报名集鲁迅手迹，报头套色印刷。

文友苏音兄曾撰文《当年的<文化走廊>》，深情赞赏这份小报：“忘不了，《文化走廊》曾经给我们提供的文学养分；更忘不了，它陪我们这代人走过的那些日子。”

上世纪80年代初，百业待举。人们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开始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彼时，汕头街头新出现数种文化文学类报刊，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阅读的窗口。我喜欢看课外书，有幸与《文化走廊》结下缘分。

某天晚饭后，我散步走到外马路，随手在报摊上翻翻。刹那间，我的眼珠定住了：《文化走廊》第四版上发表了我的习作《百家姓的读音及其它》，署名前面还注明“四中学生”。我感到惊讶，因为投稿已一年有余，寄出后不久这家报纸便因刊号问题暂时休刊。该报曾表示“不用的稿件一概退回”，既然休刊，不退稿也是可以理解的，没想到竟还能发表出来。

《百家姓的读音及其它》假借邮递员给姓解的邻居送信，先后用潮汕话、普通话叫唤都未得到应答为开头，介绍了姓氏异读小知识，主要参考香港版《潮汕新字典》有关条目改写。如今，想听到原声原味的姓氏异读，只能去听潮剧或者方言广播。年轻人的日常会话，更多的是先入为主，勿论一字多音。

那一天，是1981年7月26日；那一期，是《文化走廊》1981年7月1日出版的第13期。

还记得自己首次读到《文化走廊》的事。1980年新年刚过，我从报刊门市经过，花一角钱买了新出的《文化走廊》。该报由市文化馆编辑，四开六版。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占了四个版，同期还有秦牧的《核心》《湘子桥情思》等。几个栏目“九曲桥”“文友之窗”“海风”“傲霜篇”颇有意思。我想起元旦那天，位于外马路和利安路交界的文化馆门口贴了一张《喜讯》：“蒙读者爱护，《文化走廊》第一期已经售完，第二期已出版，估计印刷后三日至四日可和读者见面。”可见报纸很受读者欢迎。

但我当时还是记下了对《文化走廊》旧作偏多的看法：“这说明，当前好的新作尚少，这可是个大问题，短时间内也解决不了。”继而对堂堂汕头市就这几页文艺报纸表示了惋惜：各县尚有《惠来文艺》《饶平文艺》之类，何况一座城市乎？曾经有过《汕头文艺》，不知何因已久未见到。甚至遐想，如果文联筹办市级文艺刊物，希望刊名能是《韩江》，别叫俗俗的“?文艺”了。少年不知深浅，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借着处女作见报的兴奋，我第二天前往报摊狂扫文学类报纸。《鮀岛》本来四开八版，现增加到十版，我喜欢其中连载的《早期潮汕报纸和报人》。《南风》是花城出版社与《广州文艺》的增刊，双周报。《少年文艺报》是广东作协主办，半月报。《文化走廊》刊期最长，每两个月才出一期。报纸售价偏贵，唯一保持原价的《少年文艺报》四开四版，每份3分钱。

而去领取稿费，还有一段美妙插曲。阅报一周后，收到文化馆来信，言明稿费单及赠报两份已邮四中，请我查收。我随即赶到学校，再往邮局领稿费。因收款人（文章署名）对不上户口簿姓名，营业员要我盖个公章再来。

文化馆一位叔叔接待了我，跟我老熟人般聊了起来。他说：“我们给你盖章。你还有一篇稿子在这里，以后看着办吧。”（当时同时投稿还有一篇《谈“粿”》）。他提起笔，在汇款单上写了：“蔡毓青系蔡育青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特此证明。”盖上文化馆的大印。叔叔得知我刚刚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安慰说：“没事写几篇稿子也不错嘛。”编辑叔叔和蔼的态度和鼓励的话语使我深受鼓舞。稿费相当高，470字短文竟有3元——次年我进工厂当学徒工，月工资也就28元。

日前拜读黄廷杰先生《一纸风行慰贱生——回望<文化走廊>》。文章回忆了他1979年创办《文化走廊》的经历——当年接待我的“叔叔”，应该就是黄先生了。在那个年代，文化馆摆脱“文艺宣传资料”框框，办起一份文化（学）报，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繁荣业余文学创作，他们称得上敢为人先。作为主编的黄先生，其实是看稿、编辑、划版面、跑印刷厂、寄样报、造稿费一人全包的“光杆司令”。他用心良苦，又乐此不疲，无疑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前辈。

读其文章，翻阅旧报，我很开心。当年的高中生，就这样与《文化走廊》结下美妙的缘分，开启文学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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