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谈论“故乡”
□陈平原
如何谈论“故乡”，这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心境。什么是故乡，简单说就是自己出生或长期生活的地方。《史记·高祖本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李白《静夜思》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等等，等等。故乡又叫家乡、老家、故里、桑梓等。可别一听“乡”字，就以为是山村、边地或县以下行政单位；这里的“乡”，也可泛指自己生长的地方或者祖籍。比如，你出生在北京或上海，那就是你的故乡。
科举考试时代，籍贯很重要；现代社会不一样，人口流动很厉害，原籍哪里已没有多少意义了。以前填各种表格，都有籍贯这一栏，现在你拿护照看，改为出生地了。可这也不保险，很多人出生不久就离开，故乡的记忆照样很模糊。你低头思的是哪一个故乡，很难精确定义。1924年，周作人写《故乡的野菜》，其中有这么一段：“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这个态度我很喜欢——你曾经长期生活过的地方，无论乡村、小城或都市，都是你的故乡。
你我的故乡，很可能不只一个。因为，最近四十年中国城市化进展神速，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城市化率，1949年是10.64%，1979年为19.99%，去年（2018）已经是59.58%了。也就是说，当下中国，有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各大、中、小城市。很多人都跟你我一样，儿时在农村或小镇，每天与青山绿水为伴；念大学后，洗净了泥腿子，变成了城里人。今日繁华都会里很多衣冠楚楚的“成功人士”，往上推一辈或二十年，都是“乡下人”。这些有农村生活经验的“城里人”，整个生命被裁成两截，一截在城，一截留乡。因此，今人的怀乡，大致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生活在都市而怀念乡村，二是人到中老年而怀念儿时，三是在互联网时代而怀念农业文明或工业文明。
在一个虚拟世界越来越发达、越来越玄幻的时代，谈论“在地”且有“实感”的故乡，不纯粹是怀旧，更包含一种文化理想与生活趣味。谈故乡，不妨就从自家脚下，一直说到那遥远的四面八方。今天就谈四个“乡”——乡音、乡土、乡愁、乡情。
学语言或文学的，喜欢抠字眼，“乡”通“向”，四乡应该就是四方。《国语·越语下》：“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或者《庄子·说剑》：“中和民意，以安四乡。”这么说，四乡就是指四方。可我从小就说“四乡六里”，或者“四乡邻里”，那里的“四乡”，方向之外，似乎还包含距离。长大后游走四方，方才知道这是潮汕话，别的地方并不这么说。所谓“四乡六里”，我的理解是看得见、走得到、摸得着、不太遥远的四面八方——包含地理、历史与人文。
一、关于“乡音”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唐人贺知章的诗句众口相传。此君浙江人，唐武后证圣元年（695年）中进士、状元，而后长居长安，晚年回到故乡，写下《回乡偶书二首》。在朝当官，必须说唐代的国语（雅言），这跟自小熟悉的吴越方言有很大差别。几十年后回去，还能“乡音未改”吗？我很怀疑。在外谋生者，游走四方时，必须跟使用国语或各地方言的人打交道，不知不觉中，乡音就改了。前些年我在港中大教书，某次参加香港潮州商会雅集，恰好汕头电视台来录节目，希望大家都为家乡说几句。在场的人要不粤语，要不普通话，只有我自告奋勇，用自认为标准的潮州话侃侃而谈。可很快地，我就意识到自己语言笨拙乏味，都是简单的判断句，像初中生一样。事后反省，口音没变，语法没问题，但我离开家乡四十年，这四十年中涌现的大量新词及新的表达方式，我都必须在脑海里翻译一遍，才能磕磕巴巴说出来。这不太流畅的“乡音”，还能说“未改”吗？当然，贺知章生活的时代，语言变化没有今天这么大，但长期在外生活的，说话不可能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乡音”其实很难保持纯粹。
这种尴尬局面，是方言区长大的人所必须面对的。我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与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中，专门讨论为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大课堂一定要发放讲义，主要原因是教授们方音很重，北方学生听不懂。所谓“某籍某系”，特指浙江籍学者在北大中文系占绝对主导地位，他们都很有学问，但讲课不无问题——有讲义那就好多了。等到八十年代我在北大教书，沟通没有问题，但南方口音依旧是个遗憾。可我没有自卑感，甚至半开玩笑说，北方朋友太可惜了，他们缺少方言与国语之间的巨大张力，语言敏感度不够。
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里的中共领袖，为何选择讲方言而不是普通话？中央文史研究馆开会，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知情人回答：当时电影主管部门曾召集各地影院负责人征求意见，问银幕上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到底该怎么讲话。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认为，毛泽东应该讲湖南话、邓小平应该讲四川话，因为此前的电视新闻或纪录片已做了大量铺垫，大家对他们的声音有记忆，让他们在银幕上改讲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不好接受。于是有关方面规定，历史影片中，中共政治局委员以上讲方言，以下说普通话。当然，考虑到接受度，讲的都是改良过的方言或方言腔的普通话。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大学老师上讲台，不用测试普通话，学生能听得懂就行。
最近这些年，常有年轻的潮籍朋友来访，若不特别说明，单从口音已经分辨不出来了。这让我既喜又忧。喜的是家乡普通话推广得很好，忧的是方言逐渐丧失。在大一统国家，因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方言及地方文化日渐衰微，是个大趋势。幼教提前，影视发达，与此相应的是童谣消失，戏曲没落，这实在很遗憾。前几天跟香港的梁文道聊天，他在筹划用方言讲述历史文化，就选了粤语与上海话两种。其实，在我看来，后者都有点勉强。因政治体制及文化传统，目前只有珠三角尤其是香港的学者能用粤语开学术研讨会。这里说的不是日常沟通，也不是方言学会议，而是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文史哲等，都能用方言来讨论，这大概只有香港能做得到。
五十年代我们的任务是推广普通话，如今则反过来，必须有意识地保护方言。以广东为例，广府、潮汕与客家三大方言区，其实兼及文化、经济与政治。若编地方文化读本，我不看好笼而统之的“岭南文化”，而主张按方言区来编。《潮汕文化读本》（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出来后，这个思路基本上被认可了。可惜的是，另外两个方言区的文化读本因各种原因，至今仍未落实。
《潮汕文化读本》各册前面的“致同学们”，原来有一段话，正式出版时被删去：
举个小小的例证，与“乡音未改鬓毛衰”的上一辈乃至上几辈人相反，而今走出家乡的大学生，普遍乡音不明显。一方面是学校推广普通话，已经取得绝大成绩；另一方面，为了日后闯荡世界，方言区的孩子们也都自觉不自觉地远离方言。以致到了今天，谈及如何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必须从方言、童谣及地方戏曲入手。这一点，是以前从未想过的。
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二者如车之双轮，最好能并驾齐驱，因其背后的思路是国际化与地方性、国家与乡土、经济与文化。考虑到当下中国，方言及其代表的区域文化处弱势地位，需着力扶持。
最近为“潮州民间文学丛书”撰写总序，杨睿聪的《潮州俗谜》《潮州的习俗》和沈敏的《潮安年节习俗谈》阅读起来没问题，丘玉麟的《潮州歌谣》已经有些陌生了，到了方言小说《长光里》（张美淦、钟勃），更是不得不借助注释。才不到百年时间，方言已经出现如此变异，下一代能否读懂并接纳方言作品，是个严峻的挑战。而没有文学滋养及学问熏陶的方言，会变得日益粗糙，且苍白无力。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是方言学家，一般读书人也都有责任关注方言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二、关于“乡土”
二十多年前，在京都大学访学，有一天某日本教授问我，假如你是明清时代的读书人，从潮州到京城赴考，要走多少天，是水路还是陆路，路上怎么住宿，会不会被黑店老板做成人肉包子，还有，万一有机会参加殿试，你们潮州人能与皇帝沟通吗？说实话，当时被问住了，因我从没想过这些问题。多年后，读翁辉东等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1909），第五课“位置二”：“居广东省城东北，相距一千六十里；北京之南，相距七千二百里。”这里说的不是空间的直线距离，也不是今天大家熟悉的铁路或公路，而是根据当年的驿站路程统计的。假如你是潮州府的读书人，一路过关斩将，有机会到京城参加会试及殿试，那你该怎么走？查《明会典》及明嘉庆四年休宁黄汴撰《一统路程图记》，大概是这么走的，从凤城水马驿（潮州）、经过产溪水驿（丰顺）、灵山马驿（潮阳）、程江驿（梅县）、榄潭水驿（梅县）、北山马驿（惠来）、武宁马驿（惠来）、大陂马驿（惠来），继续往西走，来到广州，再折往北，经过清远县、英德县、曲江县、大庾县等，出了广东，再往北一直走，走走走，来到了今天河北的涿州，60里就是良乡县，30里到达卢沟河，再走40里，终于进了顺城门。记得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应注重乡土教育，其中地理课程的教学宗旨是“养成其爱乡土之心”，具体内容包括“方向子午、步数多少、道里远近，次及于附近之先贤祠墓、近处山水”等，再加上“舟车之交通”，逐渐由近及远。现在交通发达了，近处搭高铁，远处乘飞机，沿途的风光及险阻均被忽略，家乡的位置也就变得十分模糊。
我之关注乡土教育，有学理思考，有历史探究，也有现实刺激。去年在韩山师院潮州师范分院讲《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我提及现代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学家潘光旦的《说乡土教育》（1946）。这篇半个多世纪前的文章，感叹“近代教育下的青年，对于纵横多少万里的地理，和对于上下多少万年的历史，不难取得一知半解”，可唯独对于自己的家乡知之甚少。你问“他从小生长的家乡最初是怎样开拓的，后来有些甚么重要的变迁，出过甚么重要的人才，对一省一国有过甚么文化上的贡献，本乡的地形地质如何，山川的脉络如何，有何名胜古迹，有何特别的自然和人工的产物”，他很可能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应对。不瞒大家，我在北大接待家乡来的优秀学子，经常碰到这种尴尬的局面，很想跟他们聊聊家乡的事，可聊不下去。谈移民路线、方言形成或韩愈治潮的虚实，那属于历史，不懂可以原谅；说1991年潮汕三市分立的故事，以及当下各市的发展情况，他们也都没有我知道的多，而我已经离开家乡四十多年了。换句话说，今天的孩子们，从小心无旁骛，一心只读圣贤书，好不容易考上了北大、清华，更是胸怀全世界，不把小小的家乡放在眼里。高考压力山大，教材日趋一统，城市迅速扩张，科技日新月异，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故乡变得可有可无。
从晚清的提倡乡土教育，到我们编写《潮汕文化读本》，都是关注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文学艺术、物产及人情等。只不过时代不同，今天的读本可以编得更精致，也更实用。从家庭、邻里、地区，说到社会、国家、世界，如此由近及远的目的，是希望保留学习认知过程中的温度与情感。在一个越来越同质化的时代，多元文化的保存以及个人的独特体验，其实很重要。但就像我在《潮汕文化读本》的“致同学们”中所提醒的：“有关乡土的缤纷知识，并非自然习得，同样需要学习与提醒、关怀与记忆。”
刚才提及杨睿聪1930年印行的《潮州的习俗》，那书虽在潮州制作，封面设计挺好看，还请了钱玄同题写书名，书中更以补白形式，引入周作人、江绍原、何思敬以及《国立中大民俗周刊》的言论。其中启明《水里的东西》称：“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是这一角落的明灯，不过在中国自然还不发达，也还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发达。”这段文字，乃周作人1930年5月所写的“草木虫鱼之五”，收入《看云集》。主旨是谈论“凡俗的人世”，从自己家乡的“河水鬼”以及日本的“河童”说起，辨析传说与信仰背后的历史与人情。“我愿意使河水鬼来做个先锋，引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其实，谚语、童谣、节庆、习俗、信仰、禁忌等，都包含深刻的民心与哲理，关键是能否读懂它们。借用周作人为另一个潮汕人林培庐编《潮州七贤故事集》所写的序言（1933）：“歌谣故事之为民间文学须以保有原来的色相为条件”，切忌将其文艺化，也不要忙着褒贬。第一是实录，第二是阐释，第三才是传承。可以剔除过于荒诞不经的部分，但建议放长视线，不要太急功近利。所谓“旅游开发”，并非传播乡土文化的最佳路径，因其容易走向过分商业化。
三、关于“乡愁”
朋友们见面，聊各自的故乡，有眉飞色舞的，但更多的是忧心忡忡——尤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去年起，我带着老学生们续编“漫说文化”丛书（共十二册），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各专题的散文随笔，其中《城乡变奏》这一册，含“城市记忆”“城市之美”“我的家乡”“故乡疼痛”四辑，很明显，前两辑文章好，可选的也很多；谈故乡这一辑最弱，选了刘亮程、梁鸿、南帆、梁衡等八篇，还是不太满意，感觉没超过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立场与趣味。
今天众多乡愁文章的模型，乃鲁迅1921年所撰小说《故乡》。“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不仅仅是故乡颓败的感慨，鲁迅更反省“我”和闰土关系微妙而又不可逆的变化，追怀“海边碧绿的沙地”以及“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思考着地上的路是如何形成的。这当然是故乡书写的经典，但不该是全部。
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学·小说二集》的“导言”中，谈及“乡土文学”的特征：“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侨寓他乡，怀念故土，在书写乡愁的同时，隐含着“眩耀他的眼界”。无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体可以不同，谈“故乡”的心情与趣味相通。可此类话题谈多谈久了，容易滑向矫情。等而下之的，用怜悯的眼光及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故乡贫瘠的土地以及不甚富裕的民众，欣赏自己的同情心。
鲁迅没提到的是，假如这个“乡土”不是偏远的贵州、榆关或山阴，而是上海、广州或北京，该如何书写，以及能否纳入“乡土文学”的论述范围。这就说到文章开头提及的“故乡”不仅是边地或乡村，还可以是都市或像潮州这样的小城。十几年前指导一位韩国留学生撰写博士论文，她一反国人基于京海对立的预设而将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描写成“乡村气十足的城市”，借用好些当年韩国游客的文章，说明在那时的韩国人看来，北京已经很都市、很繁华了。请记得，城市的大小与繁华程度，只是相对而言。我儿时生活在汕头农校，那是在洋铁岭下，在少年的我看来，潮州就是了不起的城市了。只要是远走他乡，即便从小生活在大都市的，也都会有乡愁。
不仅远走高飞的，几十年不离本乡本土的人，同样有自己的乡愁。比如感叹时光流逝，今非昔比。今天中国的城市或乡村，对照四十年或一百年前的模样，当然是面目全非了。怎么看待这种巨大的变化，可不能一味感怀“过去的好时光”。
这就说到乡愁的可爱与可疑。比如饮食，很多人感叹现在的食品不如以前好吃。尤其是游子归乡，都说这不是以前的味道。其实，儿时的记忆并不可靠，时间会过滤掉很多尴尬与不快，一次次追忆，强化了你我对故乡食物的美好印象。如果真的是“古早味道”，你还不一定喜欢呢。再说，有什么理由要求故乡几十年不变？我们的口味及食品，其实都在变化，既要适应个体的味蕾，更得适应时代的风气。如何兼及想象中的故乡风味与现代人的感官享受，还有今天的都市怎么改，小城如何建，新农村应该是什么样子，这都是需要认真探索的。
今天的中国，诗意与痼疾兼有。谈故乡，不能太文艺腔，还得有历史感与现实关怀。否则，会显得很矫情。“乡愁”，这本是个很好的词，挺优美的，可近些年似乎被玩坏了。记得《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作者梁鸿，在一次演讲答问时脱口而出：“现在一听到"故乡""乡愁"这样的词就头皮发麻，就想呕吐。想呕吐不是说不爱"故乡""乡愁"这些词了，而是因为它叙说太多太多了，我们反而把它忘掉了。如果今天一定要谈"故乡"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说，实在是难以承受之重。”（《梁鸿：听到“故乡”和“乡愁”就呕吐》，腾讯文化，2015年3月17日）确实，就像梁鸿提醒的，今天谈故乡，聊乡土，说乡愁，切忌把它抒情化、田园化、牧歌化。
四、关于“乡情”
为何桑梓情深，因为那是我的家乡，谈论它、了解它、传播它，与其说是为了家乡，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很多人客居异乡，猛然涌上心头的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该到为家乡做点事的时候了。读书人除了知书达理，还讲剑及履及。坐而言，起而行，若你真想改造社会，不妨就从自己熟悉的故乡做起。
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三十五年，照周作人的说法，北京也是我的故乡。2001年起，我好几回在北大讲授“北京研究”专题课，主持相关国际研讨会，出版《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有感于很多人在北京生活多年，对这座八百年古都及国际性大都市毫无了解，也不感兴趣，前些年我撰写了《宣南一日游》（2012）：“可惜不是北大校长，否则，我会设计若干考察路线，要求所有北大学生，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在学期间，至少必须有一次"京城一日游"——用自己的双脚与双眼，亲近这座因历史悠久而让人肃然起敬、因华丽转身而显得分外妖娆、也因堵车及空气污染而使人郁闷的国际大都市。”了解自己的故乡或脚下的土地，这不仅是知识积累，更是情景交融。学问讲求切己，如今的人文学者，很多人悬在半空中，表面上知识渊博，可那是电脑检索得来的。读书人的“接地气”，常被解读为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关注底层”，我的理解更为平实，那就是贴近时代，关注日常，接近民众生活，获得真实感受。
比起北京来，潮州更是我的故乡，若有可能，当然愿意为其添砖加瓦。虽然2001年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纲要》，提出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的概念，乡土教育于是有了某种生存空间。但因没有硬性规定，远离高考成绩，在实际教学中，往往被忽视。有机会和朋友们合作编写《潮汕文化读本》，对我来说，无关业绩，更多的是还愿。这个过程很开心，至今想来，仍是美好的记忆。
有理想有才学的人，常常幻想一出手就惊天动地，否则，宁愿袖手旁观——这种心态很不好。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得意与失意，不能坐等条件成熟。一眨眼，半辈子就过去了。凡过分追求完美的，结果很可能什么事情都干不成。胡适1929年12月为新月书店版《人权论集》撰写序言，引了佛经故事里的“鹦鹉救火”：鹦鹉不问自家能力大小以及成功与否，只因“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这则故事的结尾很光明，“天神嘉感，即为灭火”；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感天动地极少见。做好事而不求回报，只是为了尽心尽力，这才是真正的乡情。
故乡确实不尽如人意，可这怨谁呢？你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对于远走高飞且在异乡取得很大业绩的你，在表达爱心与倾注乡情时，请尊重那些在地的奋斗者。说实话，家乡的变化，最终还是得靠坚守在本乡本土的朋友们。远在异乡的你我，即便能助一臂之力，也不能代替他们的思考与努力。错把故乡当他乡，还没下马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以为可以复制你成功的异乡经验，那是不对的。误认的结果必定是乱动，最后很可能双方都不开心。理智的做法是，退后一步，明白自己的位置与局限，除了坚持《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同舟共进》2006年4期），再就是因应故乡朋友的呼唤，小叩大鸣，在某个特定领域，略尽绵薄之力，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2019年3月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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