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琅著作：贤德揭阳的宝贵“非遗”

著作是一个地区文化实力的直接反映。荣膺“海滨邹鲁”美誉的揭阳，自宋代开始，文才辈出，著作频产。继往开来的学者、作家、诗人们，以不同的学识、独特的才华、琳琅的风格，建构了揭阳著作的洋洋大观，留下一份沉甸甸的贤德“非遗”，为地区软实力的积蓄与提升，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彭妙艳

真灼政见，无不心怀民生

自北宋开始，揭阳就有不少人才通过科举的途径走上政治舞台。这些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影响的人物，不论处于什么地方、哪个岗位，都以一颗赤诚的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包括向上级乃至最高权力机关反映自己对于政务、时局的意见，以及工作的思路。这些维系国家，心怀民生的意见、建议，不少曾被采纳，化为政策，对于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后来，他们中的部分，就把相关的奏章，政论等结为集子，就成了揭阳著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揭阳人黄国卿，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历温州推官、户部主事、江西提学副使、浙江参政等职，以端正廉明见称，至处皆有政绩。著有《学政公牍》，收集其在江西提学副使任上的调研、批文等相关文章，是研究明代教育状况的重要文献。

惠来人谢正蒙，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曾历官监察御史，“奏时弊不避权贵”。巡按直隶，督理两淮盐政，对于当地存在的陋规，予以坚决革除。见农田范公堤倾圮，即捐俸修筑以斥卤咸使成沃土。著有《疏草》一书共四卷，其中若干重要篇章，惠来旧志予以收录，以彰先贤灼见。

普宁人林铭球，与揭阳郭之奇、黄奇遇等同为崇祯元年（1628）进士，历行人司行人、江西道御史、光禄寺监事、大理寺右寺副等职。其在御史任上，曾上《治兵固急保民宜先》一疏，受到谕旨褒嘉。巡视十库，劾惜薪司冒破物料中，使不法权贵受到威慑而收敛劣行。巡视西城外勋戚庄田，对其漏报税收的行为予以揭发，一点不留情面等等。后人有“在官革常例，绝苞苴，遇事直言不畏强御”的评价。有相关著作《西台疏草》《宣云奏疏》《按楚文告》《监军纪略》诸书的编集。

此外，当时是揭阳人，现其里籍已分别划入汕头、潮州的翁万达、薛宗铠等，也都有着此类著作。如翁万达有《平交纪事》《总督奏议》《三镇边守议》；薛宗铠有《东泓给谏疏草》等，这些都可以视为揭阳这类著述的相关著作。

还应该特别提到郑育渐其人其文。这位揭阳地都镇的万历四年（1576）举人。他只是有个“遥授都事”的近似荣誉的职务，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尤其是针对盐钞、启海令等一系列的时弊改革的建议，尤其有益于世。诚如旧志本传所称：“关桑梓利病，辄遇事愤发，如上藩使以除盐钞、启海令以罢铺监，贻乡宦以革冒籍，至今赖之”。他虽然没有政论专书行世，但收录于县志《艺文》中的几篇讨论盐钞改革的文章，却在盐政论史上有着相当的地位。

博识广见，无不造福社会

揭阳先贤的另一类著作，是以历史、经典、经济等学术、社会问题为对象的专著。这类专著支撑起了名闻遐迩的“潮学”，具有较高的实用和学术价值，因而也成为揭阳文献类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宋进士，淳熙间任潮州教授、东莞知县的揭阳人王中行，以博识洽闻知名于时，曾先后主纂《潮州记》（一作《潮州图经》）《增江志》《广州图经》诸部地方志，是卓有影响的方志学者，为岭南地区的方志编纂，树立开山、发轫的功勋。淳熙间潮州知州常祎、番禺学者吴道镕等都对他的才华有着高度的评价。

史学方面，明代揭阳进士王昂著有《宋史补》、黄国卿著有《苏天官年谱》、郭之奇编有《稽古篇》、清代郭光著有《宋史评略》，这些著作虽然在学术性上尚有争议，但总体上反映了揭阳学者的史学水平，在当时粤东中，还是具有领先地位的。

诚然，相比于历史、地理的研究，揭阳学者在经学方面成就较大。南宋揭阳人郭叔云曾经师事大儒朱熹，对礼经的研究相当深入。所著《礼经疑》《宗礼》《宗义》《朱子蒙谷宗法》等，对朱氏礼学在岭南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初惠来人林逊，从学者蔡希仁学习古文尚书，深有心得，著有《尚书经义》，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揭阳杨骥、杨琠兄弟，薛俊、薛侃、薛侨兄弟，尤以师事王阳明，得王学真传，而为潮学中坚。薛侃的《研几录》《鲁论真诠》《图书质疑》《经传论义》，薛侨的《一真语录》等，都是岭南王学的经典。地都人，官至贵州布政使的郑旻，也以理学知名，所著《峚山谈言》和《裒拙稿》中，有相当部分为经学论文，可惜因为散佚，今已难识其面貌。明末时人郭之奇，所著《新定道德经》，也是明代揭阳经学的重要著述。

揭阳经学研究在清代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呈现学人众、著述丰、成就大的格局。康熙九年（1670）进士、惠来人张经是具代表性的人物。张经一生以教学为业，好学不倦，淹贯群书。所著《书经注》《禹贡注》，以新鲜的观点、灵动的论证而别开生面，在士子中产生深刻影响。与之同时期的揭阳进士许登庸，贡生王尹，分别著有《四书节解》《四书磨心镜》，而进士黄世杰则除《四书精选备要》外，还撰写了歌谣性质的《史鉴叶韵四千文》，对通鉴进行普及性、通俗化的传播。直隶总督郑大进之父郑养性也湛于学问，有《周礼注》《春秋左传注》诸书，前来潮州校士的广东学政、著名学者惠士奇读过之后，极称“开粤风气之先”。盖因当时机注盛行，士子不再真正通经汲古，许多人就靠虚喝以取时誉，唯养性不为时弊所蔽，一味究心典籍，为文经营惨淡，法律甚细而持躬严正也一样。这就让惠士奇为之心折。

乾隆以降，研究经学者仍然不绝如缕，著述结为集子的有陈毅斋的《鉴略》，郭光的《四书宗注阐义》《补经遗录》，林显荣的《书经秘钥》《诗经精旨》《四书串义》，蔡怀清的《孝经绎说》等。

惠来明万历七年（1579）举人，历上犹、北流知县詹一惠著有《三礼约言》。普宁人，县学增广生张云经著有《四书字解》《四书句解》《易经解》《诗经解》，都在治经上有着相当的成绩。

握瑾怀瑜，无不唱出心声

和学术研究相比，揭阳的诗文创作更为活跃，成就也更可观。行世的集子，愈是数量庞大。事实上，也正是这类著作，最能代表揭阳先贤的创作水平和创作特色。于是，反映揭阳创作文化，诗文集应是焦点。

揭阳的作家，深受儒家观念影响，他们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坚持“我手写我心”，因而其作品内容，都洋溢着当时的主旋律，充满贤德的正能量，都能给人以正面的教益，在艺术表现上，各家握瑾怀瑜，色彩纷呈，也构成揭阳文学的一大地方特色。诚然，虽然揭阳作家也不是没有创新精神，但因为遵古法制的观念所制约，所以终于能够有所突破的毕竟少数，这也就是揭阳作家虽然接踵而至，但真正可以跻身文坛顶尖地位的却比较稀罕，这也是后代必须反思的地方。

揭阳的诗文集，最早是北宋“广南夫子”陈希伋的《揭阳集》。而后是王中行的地情类《潮州志》及选录于《广东通志》《潮州文概》的《迁学记》，《广东文征》编者，著名学者番禺吴道镕认为其“文皆高简有法”，这也是揭阳作家创作的基本特征。

明清两代，揭阳诗文集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按历史的三个县份分别开列其主要者，则：揭阳县有王昂《抑之诗文集》，黄国卿《沧溪文集》，郑旻《峚山谈言》《裒拙稿》，郑育渐《希言草》，宋兆禴《旧耕堂存草》，曾迈《仙游遗稿》，郭之奇《宛在堂文集》《宛在堂诗集》《古诗唐诗大观评语》，许国佐《蜀弦集》《百州堂集》《班斋数句话》《旧庵拙稿》，罗万杰《瞻六堂集》。以上为明人之作。

清人所著，主要有郑匡夏《元白草》，杨钟岳《搴华堂文集》，郭天祯《淡渺居诗集》，郭天禔《溪堂诗集》，郭日绩《未若斋诗草》，李仕学《初学艺引》，吴日炎《浣雪堂稿》《半秋堂诗集》《金台后草》，林景拔《荆崖诗文集》，谢学圣《耕读集》，郑大进《爱日堂诗文稿》，王秉之《课余诗抄》《客窗笔记》，孙俊《四百八十二峰游草》《吟香馆诗稿》，卓伯先《月湄堂集》，陈登榜《鸿雪轩诗存》，周雪溪《寿萱堂诗存》，谢练《红药吟馆诗钞》《南行纪程》，许希逸《堆墨斋诗钞》，林显荣《潮州痛心说》，林建勋《糖蔗吟草》，林长晖《绕绿书庄诗稿》，曾述经《曾撰甫先生集》，曾习经《蛰庵诗存》《秋翠斋词》《璎珞词》《蛰庵文存》等。

在惠来，明苏福著有《三十夜月诗》，陈光世著有《雪坡集》，清张经著有《村篁吟诗集》《秋声文集》，林绍鹗著有《时弋草》，张灏著有《濯春堂集》，陈琳著有《眺春草》，陈国英著有《青松草》《问禅篇》《秋声集》，方之孝著有《心远堂集》，孙克家著有《遗音》，张淇著有《嘘云集》，唐璿著有《解鸣》《和居》《书说》，唐宽著有《覆瓻》《吹万》《拟古》《吼雪》诸集，张钟著有《留研堂集》，陈必捷也著有诗集。

普宁的诗文集虽然没有揭阳县、惠来县数量那样多，但是中有名人名作，也颇引人瞩目，如明代曾任庆元知县的李质，著有《泉矶闲吟》，布政使黄琮为之作序，称赞备至。与之差不多同时的李若林，虽没有诗集传世，但其诗文被公认可与著名的李龄相伯仲，被称为“二李”。林铭球有《谷云草》《浮湘草》《怡云堂集》等，被称多产，其子林隽胄有《时山集》《西溪草堂诗集》，也颇获时誉。清人方声亮，擅作长诗，所著《澹宁堂诗文集》为清代该县的代表性作品。

琳琅著作，是揭阳一笔丰厚的精神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之进行科学的保护与整理以传后世，应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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