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侨领与吉隆坡的城市发展
引言：从中国南来的华人移民在马来西亚建国前后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其中，客家侨领叶亚来和叶观盛运用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让吉隆坡从一个泥泞矿场逐步成为影响世界的锡矿产区，他们还通过建立会馆、中医所、寺庙、华人义山等，为这座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奠下良好基础。
●古燕秋
吉隆坡发展中涌现的客家侨领叶亚来和叶观盛
马来西亚的华人是仅次于马来族群的第二大群体，华人的祖先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15世纪，第一代华人移居到马来半岛，成为最初的华裔垦耕者。18世纪，越来越多华人前来马来半岛，当时他们主要居住在矿场、港口城市或农村。20世纪初，英殖民政府掌控整个马来半岛，而华人移民也随之增加。在1911年的马来半岛及海峡殖民地人口中，就有87.42万华人。马来半岛当时的锡矿工业迅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不少中国人南来半岛寻找工作机会，他们多数在新加坡及槟城登陆。
华人新移民主要集中在马六甲、霹雳拉律、吉隆坡等地开采锡矿。事实上，客家移民在中原不停外迁的过程中，也随着移民浪潮来到马来半岛。这些客家移民从事各种行业但还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特别是在采矿业即淘金和采锡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马来半岛的客家人主要分两条路线进入矿区 ，一条是从马六甲至芦骨、双溪乌戎、吉隆坡、巴生一带。另外一条是经槟榔屿进入霹雳矿区。 当中的惠州籍客家人主要集中在双溪乌戎、吉隆坡和安邦一带，嘉应籍客家人则集中在士毛月和拿律等地。现今的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就是一座从开采锡矿发展起来的城市，华人特别是客家人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群体。
吉隆坡历史上有两个客家侨领——叶亚来和叶观盛，都曾经担任吉隆坡的华人甲必丹。甲必丹（Captain）是英殖民政府为了有效管理马来半岛的华人客工而设立的一套制度，主要是协助英政府管理和解决华人群体的日常问题。换句话说，甲必丹相等于华人社会的领导者。叶亚来和叶观盛运用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让吉隆坡从一个泥泞矿场逐步成为影响世界的锡矿产区，他们还通过建立会馆、中医所、寺庙、华人义山等，为这座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奠下良好基础。
叶亚来是吉隆坡第三任华人甲必丹，是来自广东惠州的客家人。叶亚来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他在家乡度过兵荒马乱的童年时光，只读了两年的私塾就替人放牛和打零工。1854年，17岁的叶亚来决定南来马来半岛讨生活，他最初登陆的地点是在马六甲。叶亚来先后在马六甲的榴梿洞葛矿场和吉山的店当伙计，后来跟着堂兄弟到了雪兰莪芦骨的矿场工作约三年。
叶亚来靠着积蓄开始做起买卖猪只生意，并在因缘际会下受邀加入第一任甲必丹盛明利的海山派帮会。他后来受到吉隆坡第二任甲必丹刘壬光的邀请到了吉隆坡，成为矿场总巡且自营两个矿场。刘壬光在1869年逝世后，叶亚来被其任命为甲必丹继承人。他接任甲必丹后随即组织精锐部队，加强吉隆坡的保安工作、建造监狱和审理民间事务，大大促进吉隆坡的商业发展。政府为了纪念叶亚来对吉隆坡发展的贡献，就命名吉隆坡一条道路为“叶亚来路”。
叶观盛是吉隆坡最后一任华人甲必丹，出生在广东台山赤溪，18岁时南来马来亚，最初在森美兰州做锡矿工人。他在努力工作数年后，还清南来的水路费后就改行经营小生意。叶观盛在芙蓉时认识后来的吉隆坡第四任华人甲必丹叶致英，获得对方赏识并跟随他到雪兰莪寻找致富的机会。
叶观盛在任职期间肩负英政府和华人社会沟通桥梁的任务。根据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的资料，叶观盛帮助英政府解决许多矿场的纠纷及调停法庭案件。他还协助处理矿场老板与矿工之间的劳资问题。在任职甲必丹期间也积极处理华籍移民问题，为刚到吉隆坡的侨胞安排到矿场、园丘或商号工作。当时的吉隆坡社会男多女少，经常发生贩卖妇女问题，叶观盛也担起保护女性的责任。叶观盛在雪兰莪议会服务期间，为英政府提供许多有关华人法律和习俗的资讯，被评价为是一位享有诚实和正直名声的人，除了在华人社会各个阶层外，他也受到欧洲社群的欢迎。
吉隆坡的“叶观盛路”及“新就记路”就是以叶观盛和其商号来命名。在当地，以商号作为路名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可见叶观盛与“新就记”的影响力和他个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叶观盛在1901年去世后，英政府还发出文告呼吁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出席这位甲必丹的葬礼。
积极发展吉隆坡经济，让泥泞地成为锡米之都
马来亚的锡矿业是在19世纪蓬勃发展起来的。吉隆坡从锡矿重镇发展成为首都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曾经遭遇数次内战、严重的火灾和水灾的洗礼，是当时的华人甲必丹叶亚来的坚持才让吉隆坡有机会获得新生。
据《星洲日报》报道，美国人类学家柯雪润提到，虽然叶亚来是中国南来的移民劳工，又没有受过教育，但他极力了解矿业和城市发展的关系，曾经有一段时间，叶亚来每天花十二个小时研究矿业和城市发展。吉隆坡在1866至1873年经历两次内战后变得满目疮痍，民众目睹战后荒凉的情景，都想搬迁到其他地方生活。叶亚来力劝人们留下来重建家园。1873年至1879年9月，英国委派官员驻守吉隆坡前，叶亚来一人掌管地方事务，他坚持发展锡矿业，筹募资金来维持矿场运作。
在叶亚来的管理下，英殖民政府驻马来联邦官员瑞天威在1875年到达吉隆坡时曾如此描述到：“吉隆坡有相当多由华人和马来人开设的良好商店，也有很多艘船停泊在岸边。叶亚来建设了一座菜市场、赌场和娼寮。”叶亚来善于团结华人族群，也主张华巫友好合作，当吉隆坡在1881年1月和12月分别遭到大火灾和大水灾，叶亚来也协助英政府重建吉隆坡，稳定了吉隆坡的社会情况。他也积极推动吉隆坡的经济发展，他向英政府和英商借贷开采锡矿，并且从马来半岛和中国引进劳工，促进锡矿业蓬勃发展。
叶观盛和叶亚来一样都是吉隆坡锡矿业发展的功臣，他在1889年开设的矿场雇佣超过7000名劳工，成为雪兰莪州最大的矿主之一。值得一提的是，1892年彭亨战争时恰逢劳动力吃紧，叶观盛调动其矿场工人帮助英政府，并且提供军用粮食的经费。英政府为了答谢叶观盛，就批准他承包烟酒饷码的申请。他还开设了赌馆和当店，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也促进了吉隆坡经济的多样化发展。
当吉隆坡正在进行城市重建计划时，英政府鼓励改建砖瓦房屋，眼光独到的叶观盛斥资兴建砖窑，提供建筑市场所需。当年砖窑林立的地区就是今天吉隆坡的“十五碑”，也是十五碑英文名字"Brickfields"的由来。叶观盛在吉隆坡开设的“新就记”是当时仅次于富商陆佑“东兴隆”的商号，他还扩展业务到新加坡，开设“新兴泰”商行。
建立会馆、学校、中医所等，大力推动社会建设
叶亚来和叶观盛在担任华人甲必丹期间，除了积极发展吉隆坡的经济，也通过建立华人会馆、中医所、寺庙、学校等，为吉隆坡地区的医疗、教育、慈善等事业奠下良好的发展基础。
首先在会馆组织上，南来的客工初到马来亚，人生路不熟，华人会馆成为重要的渠道，提供客工相关的工作介绍和各种生活照顾。叶亚来在1864年于吉隆坡巴生河畔创办惠州公司（现在的惠州会馆），目的是照顾南来谋生的同乡、排解纠纷及主持春秋祭祀。另一方面，随着赤溪人到马来亚做矿工，叶观盛在1885年捐献苏丹街一块土地作为赤溪公馆的馆址，目的是为同乡谋求福利，照顾有需要的人。叶观盛的儿子叶大池在后来接班成为领导人，使赤溪公馆成为活跃的乡团之一。中华大会堂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重要代表组织，叶观盛也曾经协助陆佑向政府申请地段予中华大会堂（今日的隆雪华堂）。
其次是华人族群最为看重的教育事业，华社的传统观念认为教育是提升社会阶级的渠道。叶亚来是首创华校的领导人，当时南来同乡日益增多，年幼子弟有受教育的需求，叶亚来特地从惠州家乡聘请举人叶树纲先生来到吉隆坡教育学生。根据资料，叶亚来在1884年创办的私塾，是新加坡和马来亚早期有名的私塾。英政府后来接办这间私塾，并且改名为“唐文义学”。叶亚来当时提供机会给华裔子弟受教育，可说是为母语教育撒下萌芽的种子。叶观盛则参与推动英文教育的发展。1894年，叶观盛、陆佑和比莱出钱出力成立维多利亚英文书院，为吉隆坡英文教育奠下发展基础，同时也满足英政府和民间社会需要更多能掌握英文的官员和民众的要求。
第三是叶观盛在吉隆坡地区的医疗事业上所做的巨大贡献。叶观盛在1881年捐助成立“培善堂”，并聘请两名常驻医师，提供免费医药照顾，还帮助不幸逝世的贫穷病人处理丧葬，造福大众。叶观盛独资维持培善堂13年，每年经费是4000至5000元。吉隆坡人口在第一次城市重建后激增，叶观盛决定将培善堂转型为公共慈善机构，获得富商支持，成功增建医楼，并在建筑物落成后取名“同善医院”，取善与人同之意。同善医院启用后，叶观盛出任大总理，并且捐出茨厂街一间店屋作为该院不动产。根据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英政府人员在1907年到访同善医院时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同善医院可以容纳90位留宿病人，病房很整齐和清洁，病人有足够分量的饮食，可见同善医院在成立不到15年的时间里，已经是一家颇有规模的“平民医院”。
另一方面，叶观盛也提供老年医药照顾给有需要的同胞，他在1894年和几位地方华裔领袖在 “平民医院”创建“大华楼”，收容那些年迈无依的同胞，提供他们生活和医药照顾。为了维持大华楼的开销，设有“大华基金委员会”，在五位委员当中由叶观盛担任主席。
第四是满足华人宗教信仰和殡葬需求。叶亚来创办的吉隆坡仙四师爷庙是吉隆坡民众日常生活重要的信仰中心，也是地方上传统和著名的神庙。在1864年9月，叶亚来前往芙蓉恭迎盛明利（仙师爷）神灵回到吉隆坡，但祭祀的地方简陋，他在1882年拨出土地作为建庙之用。叶亚来慷慨捐地建庙的举动满足当年南来客工的精神寄托。叶观盛在1895年联合陆佑创办吉隆坡广东义山，协助死者及家属处理身后事，让不幸客死异乡又没有能力的华工有个长眠之处。
结语：马来西亚政府为了纪念两位客家侨领对吉隆坡城市发展的贡献，以他们的名字和商号来命名吉隆坡的三条道路，包括 “叶亚来路”“叶观盛路”以及“新就记路”。总而言之，叶亚来和叶观盛的生平事迹证明了吉隆坡华人社会的客家侨领在推动吉隆坡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作者系马来西亚华裔，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本文修改自《客家研究辑刊》2019年第一期《试论客家侨领与吉隆坡的城市发展史》。相关参考资料来源见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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