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余年古梁化 几番风雨沉浮废郡后一度沉寂数百年,诸多历史谜题仍待世人破解
梁化生态优美,梁化文昌阁古塔插图/杜卉
梁化出土文物
梁化梅园成珠三角网红打卡地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陈骁鹏马勇
【编者按】
古梁化延绵千年的历史谜团,一直吸引着考古界的目光。早在先秦时期,古梁化就已经有人类聚集而居。沧海桑田,时移世易,数千年间古梁化屡经兴衰,一直烟火不断。作为古代县、郡治所,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蕴藏着繁丽多姿的历史人文资源。
遗憾的是,由于现有可考史料和文物不足,时至今日,古梁化的历史原貌依旧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其中,古梁化从置县到废郡间的数百年历史中经历了怎样的社会经济人文变迁?废郡后沉寂的数百年又发生了什么?这些历史谜团至今仍有待考究填补。
所幸经过众多文史专家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人们得以在有限的文物史料遗存中,窥见古梁化的局部旧貌。那么,作为南粤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名郡古县”,辉煌一时的古梁化缘何走向衰微?其从何时起失去惠州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地位?明代卫所军屯对古梁化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或许在惠东推出的历史文化丛书中,人们能找到答案。
放眼今朝,“梁化旧邦”留下的历史人文底蕴,已成为惠东县乃至惠州市重要的文化脉络之一,如何将“旧邦古郡”的历史遗梦,凝练成独特的古色旅游资源,日渐成为当地发展文旅产业的一大课题。(陈丽媛)
入隋后古梁化逐渐衰微
隋开皇十年(590),隋文帝杨坚废梁化郡,设循州总管府于梌木山(今惠城区中山公园),管辖岭东地区,古梁化因此失去了惠州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地位,逐渐走向衰微。明代中期,学者刘梧仍称梁化“断磉犹有存者”。所谓“磉”,就是房屋的石柱础。刘梧是惠州人,他所说的“断磉”或许是其亲见,至少应该是亲闻,有颇高的可信度。据此可知,在明代中晚期,县治故基(一说是明初屯城遗址)尚存少许残损的柱础。而刘梧至今,又过了数百年,时移世易,沧海桑田,现在连“断磉”也已被湮没了。
“凡物盛衰,各有其遇”,古梁化从傅罗(博罗)置县起,到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废郡止,前后共历经了七八百年,这期间无疑会生发许多动人的历史故事,也必然曾涌现过不少杰出的历史人物,可惜见于史载的相关文字资料几近于无。就这样,古梁化在废郡之后沉寂了四五百年,几乎成为历史的失踪者。
历史真相的扑朔迷离,又为各种民间传说提供了传播空间。例如:有关于赵佗屯兵梁化的故事,有关“越王菜”梅菜的传奇,以及有关黄爷仙赶石头猪过老墟河的传说等等,至今仍为乡人所津津乐道。民间传说未必不是空穴来风,往往会在某一维度投射出历史真实的光影,但由于有着许多的不确定性,其中又难免掺杂了传播者的主观情感,很难用来作为直接的史证。喜欢较真的学者们都将确切的答案寄望于对地下文物的挖掘结果,期盼着在梁化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存在类似当年博罗横岭山的重大考古发现。
尽管如此,古梁化在岭东军事交通的战略位置仍然受到历朝的重视。早在唐初,朝廷就在怀安山下设戍镇守。据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记载:唐玄宗于开元十五年(727)“贬左卫率府胄曹刘宗器为循州怀安戍主”。这与光绪《惠州府志》关于“怀安戍在怀安山下,唐置戍守此”的记述正相吻合。其时东江流域仅设赤岸、怀安水陆两戍。赤岸戍是水戍,扼守东江的入海口;怀安戍是陆戍,扼守怀安驿道和拱卫惠州郡城,是惠州东面的关津要冲。
怀安戍的具体位置,未见史志记载,但综合古人对怀安山的描述,仍可约略知其大概。据考究,此山离梁化不远,又有西枝江流经其下,其地应属古梁化范围。
怀安山被命名于秦平岭南之后,东晋设县名曰“怀安”,县治在古梁化,符合古人用山水作县名的惯例。入隋朝后,怀安古县虽然与欣乐、酉平一起合并为归善县,但其留下的历史“鸿爪”并未完全湮没。今惠东境内的山、水、里、路、戍,历史上都曾冠以“怀”字:山称怀安山(又名安怀岭),水称怀安水(即怀水、淮水),里称淮海里,路称怀安道(后称惠潮道),戍称怀安戍。甚至连当地荔枝都被称“怀枝”,此亦可知古梁化很早就是盛产荔枝的地方。
明代卫所军屯影响深远
明洪武年间,惠州卫在梁化设“梁化屯”,梁化的历史因此而翻开了新的一页。
梁化屯的成立,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治军思想和海防方略有直接关系。朱元璋认为:“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又说:“若使兵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治久安之求。令天下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兼务,国用以舒。”秉承这位开国皇帝的意旨,明王朝建立伊始,就在全国大力推行军屯制。据方志记载:惠州卫按“洪武二十四年、永乐元年旧制”,“于归善、博罗、河源三县立屯三十所,种抛荒田六百七十二顷,每屯二十二顷四十亩”。
当时惠州卫在现今惠东县境内曾先后设有多处军屯单位,至今仍可稽考其地名的就有新庵的李坑屯,大岭的沙(砂)湖屯,多祝的洋(羊)口屯、明溪屯,等等。梁化的梁化屯亦是其中之一屯。据考究,惠东地区这些带屯的村名、地名都应该是明代实行军屯制的产物,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内涵。
梁化屯当然也不例外。考诸典籍,“梁化屯”一名也正是在明代方志中才开始出现的。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由刘梧修撰的《惠州府志》便指称梁化古郡治所“今为梁化屯”。万历年间,郡人杨起元在《定氛外史》卷下《阳化屯军》一文中也说:“阳化军,隶惠州卫,业屯田。”对此,康熙《广东通志》卷十二“屯田”条解释说:“曰梁化,一曰阳化,内外管都。”可知杨起元所说的“阳化”即是梁化。
明代惠州卫在梁化盆地屯军种田,使梁化的农业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首先,梁化盆地因为元末兵乱匪祸而大量抛荒的田地,得到军屯复垦,粮食产量增加。戴璟《广东通志初稿》记载:“阳(梁)化屯田二十二顷四十亩。”田地由政府拨给,并提供耕牛、农具、种子,纳粮六百七十二石。为此,惠州卫还配备一名将军专主屯务。在明代,“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照此推算,明初梁化屯垦种抛荒田地约有2240亩(一说2270亩)。再加上卫所军马的放牧地,军户家眷的自垦地,以及筑城建房和军训场所等等,用地规模亦自不小。屯军的进驻和开发,迅速改变了梁化自元末兵燹之后田原荒芜、人烟稀少的局面。
最为重要的是,居住人口的迅速增加为梁化的社会经济带来了红利。根据《梁化镇志》的描述,元末明初,居住梁化的人口,“仅有霞圹、松山下、下横岗等操本土方言(惠州方言)的村落和为数不多的原居民。”随着军屯的建立,这种情况得到很大改变。
明代实行世袭军户制,参与屯田的一般是以百户所为单位,共辖军户112户。若以每户平均丁口(即16岁以上男性)为5口计算,约共560口;再加上妇孺老幼,以及各级军官管带和他们的家眷、杂役等等,总数有近千人。就这样,在短时期内,一个身份特殊并且充满活力的军户聚落就在梁化形成了。
明洪武后期,地处荒僻的沿海卫所多择地兴建城堡以资防卫(如平海所城建成于洪武二十七年),屯田的百户所也都在屯地独立建城。稔山陈田和铁涌小屯至今还留存军屯营寨的城墙残体、护城河沟以及城寨石门的零散构件,便是明代军屯建城的实物见证。而梁化屯也应该是在那个时期建城的。
梁化屯城的建立,释放出巨大的社会消费需求,吸引大批外来谋生寄食者附城而居,凡举军户聚落及附近居民生产和生活所需之种种行业,如铁工木匠、织造裁缝、酿酒屠户、鱼盐酱醋以及塾师文书、巫医卜祝等业,“类外县人为之”。他们纷纷在屯城内外安家立业,开铺设肆,梁化墟逐渐成形。
明清历经多次“移民潮”
到了明代中晚期,以强制世袭为特征的军户屯田制已日渐崩坏,国家田赋收入因此大减,国防力量被严重削弱,粤东地区山匪海寇接踵构乱并日渐猖獗,他们烧城郭、杀官兵、劫库狱、攻巡检,四处破寨入村、绑架勒索,无所不为。据郡人杨起元《定氛外史》记述,仅在隆庆年间(1567-1572),惠东地区受山贼洗劫,规模较大的就有20多宗,村民3000余人遭杀害,村民5000余人、耕牛9000余头被掳走,村中财物被抢掠一空,地处贼巢乌禽嶂附近的梁化屯受祸尤重。
明嘉靖、万历年间,朝廷多次大军压境,恩威兼施,剿抚并用,倭盗之乱总算大体平定。平定后又面临人口减少、田原荒芜、屯军力量不足的困难。设置民屯以作军屯的补充,已成必然之势。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朝廷颁旨把军屯管理权移交屯田所在地州县政府,强调“不拘军旗余丁,俱听提调”。对“屯地僻远,原主力不能及者”,“募人开垦”,“给予执照,永为己业”。正是在这种政策优惠的背景下,又有一批从事民屯的垦荒者进入梁化屯。
根据2018年《梁化村情调查》资料粗略统计:在梁化镇参与调查的125个自然村中,始建时间为明代的有39个,占总数31.2%。其中最早为正德元年(1506),如叶屋楼村叶氏和郑氏的开基祖,就是在正德元年从福建漳州迁入梁化的。此外,如石屋寮的上下门村、红花地村、老墟村等等,大都始建于嘉靖、万历年间,他们的迁出地多为福建漳州一带,使用闽南方言(福佬话),迁入地又大多靠近梁化屯,地处平原,田野肥沃,宜耕宜居。他们也许就是明代中晚期梁化民屯的最早一批参与者和得益者。
明清易代,惠州成为抵抗清军南下的最后战场之一,攻守双方反复争夺,东南沿海兵连祸结,人民百姓在明末兵燹和清初“迁海”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当此之际,梁化屯凭借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农耕条件,成为许多难民理想的避居地。
“清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平,上命以界外地还民”,允许居民复界耕种。雍正初年,广东政府为解决归善田亩抛荒过多、粮食不能自给的问题,在复界区发布“招垦令”,放宽移民限制,给予多项优惠,鼓励外地人前来惠东地区垦荒耕种,这就为地少人多的闽粤赣山区居民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空间,梁化再次出现了移民流入潮。
《梁化村情调查》显示:自明末至清乾隆之前,梁化始建村落有32个,占总数25.6%。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大小村庄遍布梁化山原田野,他们带来了自己的语言、习俗和勤耕苦读的优良传统,大量因战乱而抛荒的田地被复垦耕种,乡村文化教育也获得普遍重视,梁化因为移民们的艰辛创业而重新焕发生机。
人口的增加凝聚了人气,带来生机,促进了梁化乡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随着农村商品交换日益兴旺的需求,清康熙元年(1662),梁化在现今梁化镇所在地兴建梁化墟。相对于明代的“老墟”而言,或不妨称之为新墟,这是梁化社会经济于入清以后重新走向稳定和繁荣的重要标志。
在梁化兴建新墟前后,墟市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一波大兴土木、广建祠堂大宅的基建高潮。石屋寮的新楼以及稍前的“旧楼”(俗称“五楼”)和稍后的日合楼;梁化墟内周、苏、林三姓家族位于柴行街两侧的八座围屋大宅等,相继拔地而起。清初梁化这些乡间大宅(一般兼有祠堂)规模之宏大,外观之雄伟,以及其内饰之精致华美,彰显了主人雄厚的财力和底气十足的自信,对家族未来充满美好愿景和良好预期。这是清初梁化社会经济重新走向稳定和繁荣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节选自惠东历史文化丛书之《惠东历史文化概述》(有删减))
文脉观察
文/图羊城晚报记者陈丽媛通讯员陈敏慧
古色资源“富矿”
夯实文旅活力
兴衰如云烟,重建终有日。古梁化延绵数千年的历史人文底蕴,如今逐渐成为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珍贵的古色资源“富矿”,为梁化的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近年来,梁化镇依托优越的生态条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着力打造绿色、红色和古色旅游融合发展的现代旅游产业体系——依托国家级森林公园、梁化梅园,结合谢洞革命老区、小禾洞特色民宿、梁化屯遗址、文昌阁古塔及石屋寮古建筑群等旅游资源,实施“生态+红色+古韵”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增强生态、红色、古遗址、特色休闲观光康养等旅游资源的联动,构建梁化休闲旅游产业链,推动梁化镇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放眼当下,每年冬末初春,梁化梅园的三千亩梅花吸引无数游客纷至沓来;梁化国家森林公园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日渐声名鹊起;梁化乡村旅游产业被列入惠东县发展热点之一……梁化的乡村旅游产业方兴未艾。
遗憾的是,如今梁化“名郡古县”的痕迹正在日渐褪去,古梁化灿若星辰的历史人文真相仍未广为人知,唯有那些被珍藏在各级博物馆的宝贵文物遗存,千年如一日地向后人讲述古梁化的历史遗梦。
文化是旅游产业的灵魂内核。毫无疑问,“梁化旧邦、千年古郡”的历史文化符号,是梁化独特的古色资源“富矿”。梁化还需进一步深入挖掘当地的历史人文、乡土文化价值,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符号辨识度,以独特的历史人文底蕴赋能乡村文旅产业发展。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古梁化相关文物旧址的考古和历史文化价值凸显,梁化镇愈发重视对“古色资源”挖掘、保护和利用。据惠东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邱海权透露,目前梁化已启动针对梁化屯古郡遗址的保护工程,力争修缮古城墙,发掘保护更多出土文物,构建遗址保护公园。
今年的惠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入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惠州要进一步彰显千年古城的历史人文魅力,擦亮“岭东雄郡”的金字招牌,“旧邦古郡”这一独特古色资源的潜力亟待进一步挖掘释放。本地文史专家指出,若能对古梁化更多层次、多元化的文旅资源进行整合,将梁化贯穿千年的“文化遗珠”串珠成链,将为梁化乃至惠州的文旅产业平添一抹动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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