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郡声名垂表坊珍贵文物遗存见证梁化旧邦千年沧桑

羊城地方 2021-05-21 10:15

“昆山片玉”石磨、《归善县志》梁化地图（翻拍）插图/杜卉

梁化出土的陶块

惠东推出的历史文化丛书

梁化出土的陶罐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陈骁鹏马勇

【编者按】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

位于惠州市惠东县北部的坪天嶂山脚下的梁化镇，曾出土众多让考古界惊叹的历史文物和遗迹。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的三足圆形青铜鼎以及唐代“昆山片玉”石磨，分别被誉为广东省博物馆、惠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些珍贵的文物，屡屡将人们的探索视野，引向梁化旧邦的千年历史遗梦。如今，随着相关古籍资料和文物遗迹的研究深入，人们逐渐掀开旧邦古郡的历史面纱。

作为南粤地区历史上寥若晨星的“名县古郡”，梁化拥有悠久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文献史料透露了古梁化哪些历史信息？古梁化为何能成为古代县、郡治所？其覆盖的地域范围有多广？在惠东近来推出的历史文化丛书中，这些问题得到深度解答。

西枝江河谷吹拂而来的悠悠古风，饱受历史洗礼的旧址文物遗存，见证了梁化旧邦的千年沧桑。时移世易，昔日辉煌的旧邦古郡，已在滚滚历史长河的冲刷下褪去了古貌，但其建邦（缚娄国）、置县、立郡的物化痕迹依然遍布民间，有待后人进一步发掘盘活。（陈丽媛）

明代万历年间，惠州府署前曾立一座石牌坊，镌刻着“岭东雄郡、梁化旧邦”八个大字——这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惠州一张耀眼的城市名片，也是一份属于梁化乃至整个惠东地区的历史荣光。

说起惠州古代历史的建置沿革，必先从博罗古县说起，而博罗县治就在古梁化。古梁化是惠州早期人文历史的一个原发点。要讲好惠东的历史故事，古梁化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据史载，南北朝南梁时期，梁武帝萧衍在粤东地区设置了一个梁化郡，其郡治称梁化，这就是本文所要讲述的“梁化旧邦”的古梁化了。

溯源

古梁化在历史上有诸多记载

从历史文献来看，梁化郡最早见载于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归善县，本汉博罗县地也。梁属梁化郡。隋开皇十年废梁化郡，以县属循州。归善县故城在县东北七十里。梁化故郡在县东南八十里。”

这段史料的记述主体虽然是归善县，却在无意中透露了颇多有关于古梁化的历史信息：第一、博罗县是汉置县而非秦置县，而其县治就在古梁化。第二、归善县原在汉博罗县地，至南梁时期属梁化郡；第三、梁化郡治在今归善县城东南八十里，其核心区域大约就在现今的惠东县梁化镇一带；第四、梁化郡废于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

至于梁化郡的始置时间，唐《元和郡县志》缺记载。明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六（明嘉靖十四年刻本）则称：“梁天监中又析东官、义安二郡置梁化郡。”但未确指是天监中的哪一年。明崇祯年间，韩日缵撰《博罗县志》，干脆在“梁武帝天监”之下注明：“阙年”。就是说，设置梁化郡的具体年份失考。

梁化郡没有确切出生年份的尴尬状况，直到张友仁的民国《博罗县志》才有所改观。在该志卷二《沿革表》中，张氏称：“梁天监四年（自注：或作二年），分南海、东官二郡为梁化郡，梁化郡治梁化。”张氏此说的根据是什么？他没有说明；到底是梁天监四年还是梁天监二年？他也未予确认。考南梁天监年号有近18年之久，张氏把梁化郡出生年份收窄至二年到四年之间，也算是差强人意了，可惜他并没具体举证，这就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质疑的空间。自此之后，在当近代编修的多种惠州市、县志，以及邻市县志如深圳市志、河源市志等，在记述梁化郡的始置时间时，均采信张氏此说，并且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梁天监二年（503）的说法。于是，“梁化郡始置于梁天监二年（503）”，在一些学者的眼中，便成为“主流定论”。

关于南梁梁化郡治的所在地，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说：“故郡在县东南八十里”，大概就在现今梁化镇一带。这是见诸史志的最早说法，但并非是唯一的说法。明嘉靖七年（1528），郡人郑维新编纂《惠大记》，在“卷一·考迹”上介绍博罗县时就说：“今府治，故县治也。梁即其地置梁化郡，治始徒于浮碇岗南。”就是说，郑维新认为，原来博罗县的县治，是在明代的惠州府治即惠城区梌山（今中山公园）。到了南梁时期在那里设置梁化郡，才将县治迁至浮碇岗。《惠大记》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惠州方志，为后来修志研史者多所参取，但十余年后，郡人刘梧撰写嘉靖《惠州府志》，却否定了郑氏的这一说法，指称博罗县旧治“邑宅于鸡笼山之阳”，“乃今之梁化屯也，非今府治也”。他显然是遵从了《元和郡县志》的说法。此后，杨起元修撰的明万历《惠州府志》和韩日缵修撰的明崇祯《博罗县志》，亦都跟从刘说，认为博罗旧县治在今梁化屯。

探讨

博罗县治设于古梁化原因众多

用“梁化旧邦”来标举惠州历史的久远，大概是始于明代，但“梁化旧邦”之古梁化，则是早在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被置为博罗县治时，就开始进入中国郡县名单的序列，距今已有2000多年。在惠州地区建置沿革史上，除了龙川之外，就再没有比其更为古老的了。

对西汉博罗县治设于古梁化的原因，前人多有探讨，归纳众说，大体如下：

1地理中心说

古人云：“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又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在一个区域里，其地理几何中心，往往就是行政管理中心。按张友仁的解释：博罗县治择址古梁化，是因为“从怀安、欣乐、酉平、海丰环立于博罗之东南形势观之，博罗县治不建于博罗县中心，而建于距离西边县界百五十里之梁化，而与安怀等县接近，显然是右顾安怀、欣乐、酉平，左顾海丰。”又谓：“合安怀、欣乐、海丰、博罗为一大县，梁化是一个中心点。”这说明，博罗旧县治之设于古梁化，体现了古人建城立邦的“择中原则”。

2地形优势说

古梁化的核心区域梁化盆地四面环山，重峦叠嶂，连绵不断，自成屏障；有三关为门户锁钥，易守难攻；万一有急，据险固守，虽敌有十万之众犹足以拒之。西北则有巨川东江流过，黄金水道，近在咫尺；境内有梁化河通贯盆地，经平潭出西枝江，水网纵横，舟楫便捷。这些，都体现了古人“国必依山川”，可“设险防卫”的建城原则。

3田野宜耕说

古代以农立国，首重土田，其土地物产能否长期保障国民衣食和国防军需，是古人择地建城的重要条件，故主张“度地卜食，体国经野”，就是说：“所卜之处，皆可长久居民，使服田相食。”（东汉郑玄语）梁化盆地可耕面积达五万余亩。“膏壤沃野，自昔以为上田，好稼穑，殖五谷”，是得天独厚的粮仓，足可长久支撑较大规模的聚居和屯军。

4交通便利说

古代交通运输主要靠江河，故大城必有大川。梁化盆地内有梁化河出平潭汇入西枝江，西北出横沥直达东江主河道，上可抵龙川，下可至广州，尤为便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古人的地理知识和智慧。数百年后，博罗县治由梁化迁浮碇岗（即今博罗县城），而梁化郡治仍设于原博罗县治，应该说这是对前人选择的认可和承继。

南北朝时期南梁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是沿袭南宋和南齐的体制，也是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与此同时，梁武帝萧衍也和前朝一样，热衷于广置州郡。南梁的疆域其实并不广大，但在立国之初的天监年间，就“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县一千二百二十二”。到了大同年间，时不过30年，竟又增至一百零七州。州置之滥如此，设郡立县之名目纷繁当可想见，往往出现“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户不满千，二郡分领”的怪现象，以致被讥为“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所以如此，无非是统治者意欲外炫广土众民以充国威，内增官衔职位以恩施属下。当然，随着对岭南地区的不断开发，一些强梁难制的夷蛮之地，确需设郡行政以加强管理和教化，也是原因之一。

梁化郡的设置因由，史无明载，以常理推测，也许是上述两种原因兼而有之。从《梁书》的相关记述来看，此事或与南梁大臣乐蔼有关。乐蔼出身江南望族，是南梁开国功臣，为梁武帝萧衍所倚重。就在梁武帝登基的次年，即天监二年（503），乐蔼奉命出为冠军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持节督广交越三州诸军，后又加号征虏将军，可谓深受恩宠，位高权重。梁化郡的设置正是他到任广州刺史，急需对治下立威施恩之时，很难说这只是一种巧合。可惜年代久远，史料缺略，今已无从详考。

释疑

古梁化是一个颇大的地域概念

有人疑问：巨邑必依大川，博罗县设治于古梁化，照常理古梁化亦必依东江，为什么现在的东江并不流经梁化镇？

这样的质疑不无道理。为此，有学者提出了古代东江曾流经梁化盆地的假设。例如近人叶岱夫就认为：“梁化的傅罗县治既扼守着番禺（今广州）至龙川的河运咽喉，又控制着番禺至揭阳交通的水陆转运点。我们知道，今惠东梁化所在地距离东江干流最近点（惠阳横沥）约十公里，但东江古河道曾流经过今天的梁化。也就是说，东江河道变迁是梁化县治兴衰的历史地理原因。”

不过，既然“东江古河道曾经流过今天的梁化”，人们难免会问：它的出入口在何处？故道又流经哪些地方？改道是在哪一年？为什么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记载和痕迹？按照现有的历史资料和考古成果，这一假设恐怕尚难以成立。

如果换一个思考维度来看，这似乎又是一个如何理解古梁化的问题。大量事实表明：同一个地名，其古今地理范围并不总是重合的，反而往往会因为种种历史原因而有所缩小或扩大，甚至是整体位移，用近当代行政区域的划分来框定古梁化的地理范围，恐怕未必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在地广人稀的古代，古梁化应该是一个颇大的行政地域概念。古人建城立郡多以山川取势划地，据此推测：背靠归化山（亦称鸡笼山），前拥东江的广大地域，正符合“国必依山川”的要求，都应该是古梁化的疆域。靠近东江左岸的横沥，甚至其下游水口和上游芦岚的部分区域，以及与之比邻的增光、大岭甚至马安、平潭都有可能被包括在内。在清代，内外管巡检司设于梁化墟，下辖谭公、安墩、高潭、棠阁、新庵、石圹、松坑、梁化（时称济昌）共八约，即所谓“梁化八约”。民国时期，梁化曾被并入惠阳县第三区横沥镇，该区还包括了水口和马安，直至1950年，梁化仍隶属于惠阳县第七区横沥镇。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很好的旁证。

以横沥为例：考横沥与梁化，土地相接，风习相近，人员往来密迩，在人文历史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至明清二代，横沥仍称古名“驯雉”，暗含“政成驯雉，化及鸟兽”之意，与梁化、怀安之名取义于“陆梁归化，百姓怀安”相仿，都寄寓着统治者意欲设治行政，教化夷蛮，使之安顺归善的愿望。可见在远古时代，横沥亦属“强梁”之地，都曾是赵佗平定东江地区时用兵和屯军的地方。特别是从地理上看，横沥是梁化盆地直出东江的最近地点，仅翻过蕉船坳（俗称担盐坳）即可抵达，比通过梁化河经平潭出西枝江再出东江无疑要直接许多。大江巨川在古代即为当今的高速公路，事关军运物流和国计民生。前人建置博罗县治时，应该不会忽视这个重要因素。

惠东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选自《惠东历史文化概述》）

文脉观察

沧桑古郡文物

讲述昔年风韵

文/图羊城晚报记者陈丽媛

日前，记者来到惠州市博物馆一楼国宝展厅，一个形制独特的唐代石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走近一看，玻璃展柜中，蜡黄的灯光下，石磨微微泛着铁锈红，外表已被历史的沙尘裹上了一层沧桑，但其精致的浮雕和考究的图案依然清晰可辨，圆柱形的上墩阳刻着“昆山片玉”四字楷书——惠州市博物馆镇馆之宝由此得名。

“昆山片玉”是国家一级文物，该形制的石磨在全国仅此一件，研究价值极高。而这一宝藏级文物，正是出土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惠东梁化。

近现代以来，梁化出土的文物包括新石器时代的石戈、石铲；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鼎、陶碗；唐宋时期的“崑山片玉”石磨等，如今这些文物均已被悉数收藏于各级博物馆。据惠东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邱海权介绍，为进一步挖掘盘活惠东古梁化历史文化资源，2019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梁化组织开展全面的考古勘探工作，考古团队在梁化花树下、石屋寮村等考古遗址重新搜集整理出了一大批古陶片、古代生产生活用品用具，如今勘探调查整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相关报告有望在近期发布。“梁化旧邦的考古遗址众多，出土的文物数不胜数，覆盖众多历史上朝代，这说明古梁化的文明源远流长，文明薪火从古至今从未间断，生生不息。”邱海权表示。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历史上南粤地区的“名郡古县”寥寥无几，而梁化位列其一。当地文史专家认为，梁化不断出土的众多早期文物，正是古代梁化建立缚娄国、傅罗县（博罗县）、梁化郡的物化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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