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惯性：朱元璋“禁海”与近代“千年大变局”
羊城晚报记者夏杨
历史是延续的，并且有一定惯性。旧例沿袭总易于改革创新，后继者在施政时自觉不自觉地继承着前人的做法，以换取低成本的安定。所以一个政策与制度一旦施行，往往波及很广，最终会发展到哪一步，不是启动者所能想象的，更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
朱元璋开创的大明帝国击败蒙古铁骑后，为安定局面，启动了一系列新制度新举措。一方面，为防范逃往大漠深处的蒙元势力，在北方设置了“九边”军镇。后来发动靖难之役夺位成了永乐皇帝的燕王朱棣，就是镇守北方边镇的王子。
同时，元末明初东南海疆走私猖獗，且海盗与倭寇勾结，沿海官民都不得安宁。为稳定海疆，朱元璋派兵镇压贼寇，并下令滨海居民不得出海，开启了最初的“海禁”政策。
为此他还在东南沿海修筑几十个防御工事，如海防卫城（所城）、烟墩、炮台等，有的卫所驻扎1000士兵，就叫千户所；有的驻扎100士兵，就叫百户所。惠东的平海古城、深圳的大鹏所城等，都是留存至今的明清海防卫城。
至少在当时，海禁政策为安定初建的明王朝政权是有利的。至于后来这个政策被继任者、甚至取而代之的清王朝所沿袭，这不是朱元璋所能控制的；且由此带来的利与弊，他也是无奈的。
明王朝施行海禁政策，其目的就是为对抗倭寇等海外势力，安定东南海疆。至于是否影响了商业与民间海上贸易，这不是朱元璋和他的继任者们关心的。毕竟中国历来重农抑商，土地和人口才是税收之源和王朝稳定的基石。
并且，明王朝的海禁并不是关闭对外通商与联络的大门，它只是关闭了民间贸易途径，官方的中西商贸文化交流渠道一直都在。最著名的郑和下西洋，正是明代中西海上贸易的壮举，明王朝的国威直达西方，西方文明也顺利传到东方。
满清入关建立的清王朝，继续沿袭了明王朝的海禁政策。但其目的性与此前有所不同。满清实施海禁，主要针对的是危及政权安危的南明势力，尤其是郑成功的海上力量。即便是在康熙统一台湾后，海禁政策应对的仍是“反清复明”的沿海势力。
清王朝的海禁与明王朝不同，民间和官方的中西往来被“一刀切”斩断，只在一定的时期，保留了有限的对外窗口（如乾隆时期关闭了江、浙、闽等通海贸易，只保留粤海关一口通商）。
清王朝的海禁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明王朝，不仅影响了商贸发展，也影响了中西文化交流，使得中国成了闭关锁国的东方孤岛。尤其是在西方完成地理大发现、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运动后，综合实力获得迅猛发展，而中国则愚昧落后、停滞不前，还因闭目塞听而虚骄自大，独自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成了“东方睡狮”。
1840年之后，发展壮大的西方列强武装前来，用坚船利炮野蛮地轰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中国有识之士猛然惊醒，惊呼中华民族已陷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千年未有之强敌”。随着一败再败的战争，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不过，铁板也会有裂隙；有裂隙就会有光照进来。在明清王朝的海禁惯例中，还有如“隆庆开关”“康熙开海”等开放期，这带来了海上贸易的繁荣发展。尤其是东南沿海的一些商业重镇，在那些时期曾经繁盛一时。
封闭，有时是因为眼前的危机，需要暂避求稳；有时则是龟缩一隅、苟延残喘。前者是策略性的，一时而已，稳固后求发展；后者则是无奈的、故步自封的，是不自信的逃避心态作祟。然而总的来说，封闭就意味着保守，问题不会在封闭中自动化解，相反会陈陈相因，越来越难解决，最终造成全局性的危机，甚至是解体、崩盘。
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近代中国发展停滞、愚昧落后，这是“千年大变局”留给我们的沉重的历史教训。走出近代的屈辱，如今的华夏子孙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深刻地认识到封闭保守的危害，要国富民强，就要开放、要发展，要面向大海、融入世界，这样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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