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一座城市的温度（节选）

□邓仕勇白雪

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让唐景瑞深深体会到一个基层干部，最重要的是必须深入实际、深入一线、深入群众，多到条件艰苦、情况复杂、矛盾突出的地方解决问题，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他还得出了一个结论：判断一个干部适不适合在一线工作，就看他穿的鞋子。如果一个人的鞋子整天都是油光发亮一尘不染的，那他只适合在办公室搞材料或做内务工作。如果一个人的鞋子上经常沾满泥巴，就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好干部。

“当一个干部能把农村的猪屎味闻成一种特别亲切的香味时，那他的基层工作就算是合格了。”他认为从事拆迁工作的基层干部亦是如此，不仅要密切联系拆迁户，而且情商一定要高，要跟拆迁户建立感情，与他们打成一片。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拆迁工作人员与拆迁户是对立的，事实并非如此。

唐景瑞告诉笔者，马安镇的许多拆迁户，对上门来做拆迁动员工作的干部大部分都是客客气气的，又是端茶又是倒水，经常让拆迁人员感到盛情难却。曾有一个拆迁人员到一个养鸭场去做拆迁动员工作，场主见了十分热情，顺手拿出两瓶罐装可乐，“啪啪”打开了，你一瓶我一瓶地喝了起来。由于场主刚刚才装完一车鸭子，手也没洗，拆迁工作人员看着可乐罐上沾着一些鸭绒毛和一些黑乎乎的东西，但还是不动声色屏住呼吸一口气把可乐喝完了。

实践也一再表明，拆迁干部无论职务有多高，到了拆迁户家就是百姓中一分子，得与拆迁户打成一片。倘若居高临下，拆迁户也不会买账。拆迁干部唯有与拆迁户平起平坐，既不嫌弃人家地上有鸡屎鸭粪，也能捧起搪瓷茶缸，才能让拆迁户觉得这才是值得信赖的“公仆”。

马安镇的拆迁干部还经常组织村民在村里一起看电影一起娱乐，互相增进感情。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讲究的是礼尚往来，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了感情，那就什么都好说。

唐景瑞认为社会上许多人都把“拆迁难”的责任归到拆迁户上，其实这对拆迁户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有些“拆迁难”也是拆迁干部不作为、不贴近群众、不为群众着想而造成的后果。他举了个典型例子，就因为分管拆迁的干部的处事方式不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在“惠州大道马安段”西山村小组的拆迁中，分管的拆迁干部处处为村民着想。有被拆迁的村民原来住着几十平方的泥砖瓦房，房子被拆掉之后，需要重建，那重建房子不可能再建泥砖瓦房，最普通的也是建混合结构楼房了，然而泥砖瓦房的拆迁补偿款是很低的，远远不够建楼房的费用，那拆迁户就不得不问人借钱了。可许多拆迁户的亲戚朋友也都是没什么收入的农民，想借钱也是无能为力。拆迁干部了解到这些特殊状况后，一边积极帮助他们与有关部门联系，申请农村建房补助资金，一边发动辖区内的企业对这些特困拆迁户进行帮扶，资助他们重新建起一个新家。

就这样，西山村的所有拆迁户在半年内全部完成拆迁，住进了自己的新房子。而另一个赤坳村小组的拆迁则出现了迥异的结果：房子拆掉了，公路也修通了，可至今拆迁户都还没有安置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赤坳村的拆迁安置点上有一个种植承包户，当时的要价比政府评估的价格多了三十来万元，但分管拆迁的干部没有站在拆迁户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没有及时果断采取应对措施。结果这项拆迁就一直拖到现在。如今，就算是多花三百万元，以十倍补偿的价位也谈不下来，因为现在的马安镇已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经济发展新区，可谓寸土寸金。政府由此造成的损失，光是拆迁户的住房补贴这一块就达到了七百多万元，累计损失已经达到了上千万元，并且这个损失还在持续增长中，成为马安镇政府目前背负的一个沉重经济包袱。

唐景瑞痛心地说：“我们的拆迁政策是一个地方性的政策，不可能面面俱到，难免会出现‘老办法遇到新问题’的情况。在拆迁中，对于那些‘可给可不给’的补偿，政府方面如果能下定决心，灵活处置，站在群众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满足拆迁户合理的诉求，很多的拆迁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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