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案件联合处置机制，设立救助保护中心 惠州反家暴工作在摸索中前行
在惠城区河南岸街道，社工组织受家暴妇女参加互助小组活动。受访者供图
家暴受害者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关爱。受访者供图
近期，发生在博罗的7岁男童小伟豪疑似被生父烧伤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遗憾的是，小伟豪不得不截肢治疗，据媒体报道，目前他已接受了左右手部分手指切除手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暴儿童事件曝光，揭开了隐秘角落里更为隐蔽的一角。比起成年人受家暴，未成年人受家暴往往更难发现、更难干预。那么，要如何保护未成年人，给予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
目前，惠州市反家暴工作在摸索中前行。随着婚姻家庭纠纷预防与化解项目试点的开展，惠州家庭暴力案件处置工作联动机制正逐渐从文件走向实践、从宣言变为行动。
●南方日报记者于蕾
未成年人受家暴更具隐蔽性
小伟豪的遭遇折射出家庭暴力中更为隐秘的角落。以惠州市妇联的统计数据为例，在平均每年接待来电来访的500余件婚姻纠纷、家庭暴力案件中，涉及家暴儿童的寥寥无几。即便是这极少数暴露出来的家暴儿童案件，大都也是经由成年人受家暴线索发现的。
然而，低发现率并不意味着低发生率。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方向明2015年发表的研究《中国儿童受虐待的经济负担：系统性的审查》中估计，中国0-17岁儿童遭受躯体虐待的发生率高达26.6%。针对儿童的家暴事件为何难以发现？惠州市妇联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除了家暴具有隐蔽性，儿童的求助意识和能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事实上，家暴儿童的案件不仅发现难，介入救助更难。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不少家庭仍认为“不打不成材”，体罚式教育司空见惯；而且，由于受暴者是未成年人，妇联、社工等救助力量的介入往往要仰赖监护人的配合。“父母觉得是在管教自己的小孩，不愿意配合社工的专业辅导。”曾长期介入家暴儿童案件的社工郑培珍说。
郑培珍来自仲恺高新区家友社会服务中心，这是目前惠州唯一一家长期关注家庭暴力的社工机构。即便如此，由于介入难度大，家友社会服务中心近两年只参与辅导了2个家暴儿童个案。其中，郑培珍负责辅导的是一个“爸爸对妈妈施暴、妈妈对儿子施暴”的案例。
这个案例中，受暴男孩小安（化名）只有10岁，是人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学习成绩好，参加书法、演讲、绘画比赛样样获奖。”郑培珍透露，小安妈妈对孩子要求十分苛刻，“没考上年级第一，没写完妈妈额外布置的作业，孩子都会被辱骂甚至殴打。”
起初，小安妈妈因为被丈夫施暴向当地妇联求助；在郑培珍介入辅导后，她发现了小安长期处于妈妈的家暴阴影下。不到一年间，小安曾被妈妈用晾衣杆打到浑身青紫，用开水烫伤，用刀架在脖子上……可是，警察的口头劝诫、社工的专业辅导以及心理咨询师的介入都没能产生理想的效果。
由于小安妈妈精神状况欠佳，辖区街道曾将她送往医院治疗。可是，一个周后，小安爸爸因为医药费用高就把妻子接回家了。自此，一家人就“失联”了，电话打不通，敲门没人开，社工无法继续介入……
可是倘若施暴行为还在继续怎么办？受暴儿童的心理创伤如何治愈？家暴会不会出现“代际遗传”？郑培珍牵挂担心的问题，也正是惠州反家暴工作亟需努力的方向。
试点“妇联+社工+公安”联动机制
转眼间，《反家庭暴力法》已经实施四年多，惠州市反家暴工作也在不断摸索中前行。
2018年9月，惠州市打出家庭暴力案件处置工作组合拳，由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牵头，联合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妇联、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等单位建立惠州市家庭暴力案件处置工作联动机制。两年多来，联动机制也逐渐从文件走向实践、从宣言变为行动。
在流动人口聚居的惠城区河南岸街道，惠州市妇联从去年10月开始试点实施婚姻家庭纠纷预防与化解项目，通过“政府主导+妇联指导+社会协同+专业介入”的方式，探索化解婚姻家庭矛盾“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的有效干预路径。
与以往的反家暴项目不同，此次试点实现了妇联、社工和公安机关的有效联动。令家友社会服务中心社工李彩青欣喜的是，她在河南岸试点项目提供社工服务期间，当地派出所不仅设有专门的警员与反家暴社工对接，共享家暴案件线索，还在全省首创由公安机关对相关当事人开具“接受专业社工辅导服务的通知”，优化派出所家暴案件的接警流程，以及时提供针对性强的服务。截至2020年9月，项目精准服务目标人群600多人次，深度跟进个案52个，家暴案件的发现率和介入率明显提高。
不过，在河南岸试点项目中，李彩青至今只接触到一例涉及家暴儿童案件。“学校老师发现孩子身上的伤，向派出所报案，申请了人身保护令。”李彩青认为这只是幸运的个案，在针对儿童的反家暴领域，未成年人大多没有维权意识和能力，负有强制报告责任的相关机构及工作人员也缺乏有关的法律知识。
为进一步做好反家庭暴力、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等普法维权工作，今年5月，惠州市妇联指导惠州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惠州市婚姻家庭服务社工委员会”。近期，该委员会组织实施“"与爱同行"——反家暴防性侵社工干预项目”，系统培训25名资深社工成为反家暴防性侵工作督导，下沉到全市187个基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社工站，联动当地妇联开展相关普法和维权服务。
随着整体反家暴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家暴事件中的儿童保护工作也逐步提上议程。尤其是今年以来，惠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加速推进。惠州市人民检察院牵头制定《惠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联席会议制度》，整合多部门资源，推进儿童权益保障工作。
同时，针对流浪和受虐待儿童等，惠州在市县两级5个救助站设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提供临时性庇护；在构建家庭保护体系方面，惠州还组建本地家庭教育讲师团，开展家庭教育大讲堂巡讲，积极预防家暴儿童事件的发生。
预防未成年人受家暴任重道远
今年4月，黑龙江的4岁女童被其亲生父亲和继母虐待，受伤严重；7月，贵州一对夫妇用活麻、火钳、木棍殴打10岁女儿；10月，辽宁6岁儿童遭到亲生母亲及男友虐待险些丧命；11月，小伟豪被亲生父亲烧伤接受了部分手指切除手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暴儿童事件受到媒体关注。回溯相关报道，不难发现，家暴儿童事件往往难预防、难发现、难干预，但是一旦发现，未成年人受暴程度都相对严重。针对儿童的反家暴之路，道阻且长。
有专家认为，能否对潜藏在身边的儿童家暴行为进行有效的阻止和改正，取决于整个社会是否对《反家庭暴力法》达成共识。根据这个思路，全社会要形成面对儿童暴力行为，人人都有权去阻止，社区社工、街道要履行强制报告义务，主管部门要同各相关部门联动主动应对的氛围。只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监测发现体系和部门联动的长效机制，才能有效杜绝儿童家暴行为的大量发生。
惠州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反家暴工作最大的难点是制度的落实。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例，其中规定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家暴儿童事件的强制报告责任。但是目前各级主管部门针对没有履行强制报告的机构或个人，并未明确详细的责任。
同样，惠州市家庭暴力案件处置工作联动机制也存在落地问题，相关部门重视程度不足，存在推诿、怠惰现象。不少社工在介入家暴个案期间充满无力感：“到派出所报家暴案，对方觉得是家务事，不愿出警；受暴者入住庇护中心，程序繁琐，要开几个证明……”
在2018年，仲恺家友社会服务中心的公益创投项目“惠州市"反家暴联盟"家庭暴力预防试点建设项目”，获得惠州市第二届社会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当时，李彩青希望妇联、基层政府、公安、法院、医院、学校、社会组织等单位能联合建立有效的家暴个案应对机制，努力推进更为完善的反家暴机制。遗憾的是，这个“反家暴联盟”最终没有建立起来，社工只与妇联以及当地政府保持着相对密切的联络。
李彩青建议，进一步细化法律，出台具有可操作的措施，推动联动处置机制的落实。同时，相关部门提高重视程度，利用律师、基金会等多方资源，全力推动反家暴工作。
■他山之石
深圳出台
反家暴实施细则
在电影《刮痧》中，中国爷爷到美国探亲，为孙子刮痧止痛，医生与护士发现孩子身上的伤痕后立即通知当地儿童福利局，随后儿童福利局官员、警察等纷纷赶到。这个看起来好像儿童福利局与父母“抢孩子”的一幕，曾不被许多中国观众理解，但却是“虐待儿童”强制报告制度的真实写照。
要尽可能减少家暴儿童事件发生，需要一个“虐待儿童”人人管的社会氛围。《反家庭暴力法》已经实施4年多，惠州市家庭暴力案件处置工作联动机制也已经出台2年多，如何才能有效落实，做到尽早发现、及时干预家暴儿童案件？
惠州要推动反家暴机制的真正落实，可以学习借鉴深圳的经验。据了解，近年来，深圳市妇联联合公安、法院下发《深圳市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关于建立家事纠纷协调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在全市808个社区警务室建立家庭暴力报案点，民政局救助站设立3个“家庭暴力庇护中心”，推动全市10个区法院建立家事法庭，10个区搭建多部门合作处置家暴工作机制。
其中，《深圳市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试行）》提出由公安机关对不构成行政处罚情节的家暴者出具告诫书，告诫注重教育和预防。公安派出所和社区工作站建立和落实跟踪回访制度，告诫书出具之后，由加害人居住地社区民警和社区工作站在30天内共同对受害人进行回访，监督家暴不再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宝安区还开展反家暴干预中心项目——“智慧网格”反家暴体系试点，依托“智慧宝安”，搭建具有宝安特色的“5+1+12”，即五大源头防线、一个区级家庭暴力防护中心、十二个联动部门（公安、民政、法院等12个部门共同参与）家庭暴力预防与处理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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