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800余文化名人 交通员忍饥挨饿送情报 老百姓送粮送药
近日，广东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国防教育办公室联合组织开展“重走东纵抗战路”活动。位于深圳龙华区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里，有一整面墙，墙上是营救出来的800余名文化人士头像，汇集在一起无比震撼，共同见证了一段抗战史上的奇迹。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李栋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邱伟荣
“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东江纵队在这次香港秘密大营救行动中的出色表现，被誉为是抗战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
1942年11月22日，最后一批被营救人员几经辗转，安全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名人大营救历时11个月，行程2万余里，遍及十几个省市，抢救出800余人，无一人落入敌手，得到爱国人士及文化名人的高度赞扬。邹韬奋为此亲笔题写了“保卫祖国，为民先锋”称赞东江游击队。文学大师茅盾先生称这次大营救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这次大营救保护了中国的“文脉”，这批文化精英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魏法谱说，这次大营救让很多文化界的精英人才得以保存下来，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800余文化精英命悬一线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出兵进攻九龙新界，进而占领香港。香港沦陷后，日军立即封锁了港九交通要道，并在香港进行地毯式的搜查。当时因避难而困在香港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乔冠华、胡绳、夏衍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有800多人。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挥下，广东地方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将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从日军虎口中顺利营救出来。几个月后，他们奇迹般地出现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和革命根据地。
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桥东上塘街70号的东湖旅店——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再现了当时秘密大营救的艰辛历程、惊险场景和英勇事迹、动人故事。
惠州市惠城区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肖毅介绍，陈列馆有三楼，当时，国民党驻军187师师长张光琼包下东湖旅店顶层的房间，并在旅店门口设置岗亭。“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时任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的卢伟如以香港昌业公司老板身份把东湖旅店一二层全部租下，设立秘密交通站，在东江流域数百里的水陆辗转中，东湖旅店成为“文化名人大营救”的重要中转站。
突遇检查化险为夷
在营救过程中，中共惠阳地方党组织及东江游击队与敌人斗智斗勇、出奇制胜地一次次完成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留下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从深圳的白石龙到惠州，有数百里山路，要穿越广九铁路和敌占区的封锁线，情况十分危险复杂。1942年除夕夜，第一批被营救的文化人士茅盾、胡风、张友渔、廖沫沙等20多人来到惠州。卢伟如分别安排他们在“东湖旅店”和“东和行”住下。但由于人多嘈杂，国民党军警一听外地口音便要到“东和行”检查。卢伟如连忙跑去救场，说是香港公司合伙人的亲眷家属来此避难，等年后一开船就走了。但费了半天口舌，领头的就是不答应，非要进屋检查。
正在这一紧张时刻，卢伟如的好友“王大哥”来了。此人是国民党驻军营长的弟弟，常来“东和行”喝酒打牌，与卢伟如成了铁“哥们”。卢伟如把他拉到一边，往他手里塞了一把票子，“王大哥”二话没说，走向前去：“干什么？干什么？张师长朋友的亲戚也要检查？都是自己人！”经他出面一说，军警果然就不敢乱来。
军民一家同仇敌忾
深圳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执行馆长尚悦介绍道，在胜利大营救的背后，数以千计的英雄历尽艰辛，舍生忘死，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多位交通员和不知名的村民为掩护文化人士脱险，坚守秘密，惨遭日军屠杀。
营救行动不仅面临着日军的搜捕、扫荡，国民党顽军的阻挠，还要解决物质匮乏的问题。据原东江纵队《前进报》社长杨奇口述，“战士们每天伙食供应标准仅有生油五钱，菜金一角，但是给文化人的待遇翻了一番，生油一两，菜金二角。”在艰苦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紧紧地站在了一起，克服重重困难，涌现出一幕幕交通员忍饥挨饿送情报，老百姓为文化人士送粮送药的动人情景。
66岁的刘世勇是原深圳白石龙村党支部书记刘鸣周的儿子，他记得父亲以前经常会讲起村民们参与营救文化名人的故事。1942年1月13日晚，第一批脱险的文化人士茅盾夫妇、胡绳、沈志远、戈宝权等20多人抵达白石龙村。“当时营救出来的人住在我家，在一个半山腰上，比较隐蔽”，刘鸣周带领村民配合游击队做接待工作。刘世勇说，村民们把自己家的房子拿来做接待，不够住就搭了好多草棚，吃的东西很多是村民从家里拿来的。如果有日军来扫荡，村民们还会通风报信，所以这个营救点被保护得很好。“每次讲到这些事，父亲都说，白石龙没有出事，村民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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