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逢辰：变革之途在法不在器
江逢辰肖像图
羊城晚报记者吴大海实习生郭妍欣
晚清变局迅猛，不少人被动接受大潮影响、随波逐流，以为学习西方技术便能稳固国体，而惠州士人江逢辰却快人一步，一眼看出国家变革之途在法不在器。
惠州市岭南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惠州文史学者何志成说，江逢辰认识到，光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不够的，造成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是专制的政治制度、腐败无能的政府和紧抱既得利益不放的官僚权贵集团。
要使中国真正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外，还必须充分了解和吸纳西方的政治文明和思想文明。何志成说，江逢辰与张之洞有过颇密切的交往，并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和照拂。“他的这些认识，似乎是受了张之洞‘西艺非要，西政为要’等思想观点的影响，在当时是很大胆也是很先进的。”
“江逢辰是一个对不平的社会现实充满批判精神的诗人。”何志成说，江逢辰早年创作有一组近乎白话体的刺世诗，如《官征粮·悯无辜也》，刻画了贪官墨吏强征暴敛、残民自肥的丑恶嘴脸；《仓生草·著贪赎也》揭露了“官仓老鼠”监守自盗、化公为私的无耻行径。甲午战争后，在京师任户部郎中的江逢辰却“独居职，终日忧愤，咯血盈斗”，心胸“伊郁而恒不自解”。
“然而，痛心疾首的同时，江逢辰没有坐以待毙，反而责问自己能出什么力，所谓‘不能执殳讨凶逆，读书万卷究何益’？”何志成表示，次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江逢辰就向朋友倾诉心声，表示对清政府已完全失去信心，毅然辞官归里，另谋大事。
“江逢辰辞官出京，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透露出惠州士子在晚清大变局中开始与旧时代决裂的历史信息。”何志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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