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变局”中的惠州士子：“位卑未敢忘忧国”
插图/杜卉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马勇陈骁鹏
作者/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中华民族面临着巨大的时代挑战。在这一大变局中的惠州士子，继承前辈的爱国传统和许国精神，“位卑未敢忘忧国”。
他们奋发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认识西方、学习西方，追寻着富强中国的梦想。从维新变法到推翻帝制，从驱除鞑虏到缔造共和，从洋务运动实业救国、开启民智教育救国，到投笔从戎创建新国家，在近百年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里，出现了一个个惠州人的身影：邓承修、江逢辰、欧榘甲、郑士良、廖仲恺……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惠州的骄傲。
走出国门放眼全世界
19世纪后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需要利用西方科技的优长来弥补自身不足。走出国门了解和学习先进的西方，很快成为国人的共识并付诸行动。同治十年（1871年），洋务派首领曾国藩接受岭南人容闳的建议，奏准清廷派员出国留学，次年即派出第一批30名官费生赴美留学。
其中，广东人24名，包括学成归国后担任京张铁路总办兼总工程师的南海人詹天佑。惠州也有一位，他叫罗国瑞，博罗人。从现存资料看，他是惠州较早走出国门的学子。
罗国瑞出国时12岁，与詹天佑同龄，肄业于美国得乐埠伦斯利亚工程专门大学堂。归国后参加京汉、粤汉、滇桂等铁路的勘测工作，历任安南两广勘界事宜、专管湖广大冶铁路工程师等，是中国铁路建设的先驱人物。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惠阳良井人杨高臣被清廷选派官费留学日本，学习工业生产技术。3年后他学成归国，从日本带回川龟牌、川长牌手摇机，在广州开办织袜作坊。该作坊取名“震东”，寓振兴民族工业，威震东方之意。在生产过程中，杨高臣对日本机进行改进和仿造，制造出了广州首批手摇织袜机，冠名为震东牌，对早期广东民族工业的艰难起步作出了贡献。
西方文化通过传教、通商以及学者交流等各种途径进入中国社会，渗透到世俗生活的各个层面。一些考取功名出外任官或游历的惠州士子，面对这些新事物，思想认识有了新飞跃。江逢辰的《江孝通遗集》里，便载有《铁甲船》《鱼雷》《炮台》《铁路》等诗，其中有“如何利器资人国，烟浪风涛惨淡痕”之句。
西方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大清帝国紧闭的国门，使惠州士子看到了中国和西方的实际差距，从而对中国贫穷积弱屡受欺凌的原因进行深刻反思。江逢辰提出“如何利器资人国”的质疑，正是秉持这种反求诸己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现出惠州地域文化开放包容的基本特征。
康梁门生也拥护革命
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传播维新思想，培养变法人才。在万木草堂初期，“仰高祠共学者，则约为五十人而已”，这其中就有两位是惠州人——邓仲果和欧榘甲。
邓仲果是晚清名臣邓承修的儿子。其时承修已退休在惠，主讲丰湖书院并创设崇雅书院，仲果随侍受教于左右；而乡中子弟负笈游其门下者亦甚众，欧榘甲即为其中之佼佼者。他22岁时由老师邓承修推介给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他从此眼界大开，思想活跃，才华出众，被康有为誉为“经世宰物才”。
欧榘甲擅长时政评论，曾任多家报刊主笔、总编，发表大量文章，鼓吹维新变法，以观点激进而著名。后由梁启超推荐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教习、总教习。戊戌变法时期，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之一。变法失败后，欧榘甲逃亡日本，在日本横滨协助梁启超创办《清议报旬刊》，继续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党，拥护实行变法的光绪皇帝，鼓吹君主立宪。
当时，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为促成孙中山、康有为两派联合，共任国是，于早稻田私邸宴请孙中山和梁启超等人。一时孙、康联合之声盛传东京、横滨之间。梁启超受革命派的影响，草拟《上南海先生书》主张共和。此书一经发出，各地康徒为之哗然。在美洲的康有为收到梁启超、欧榘甲等13人的“劝退书”更是怒不可遏，即勒令梁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复令殴榘甲赴旧金山，任大倡保皇扶满的《文兴报》主笔。
奉师命到达旧金山的欧榘甲，思想日趋革命，与旅美洪门致公堂大佬唐琼昌等人创办《大同报》，撰写长文鼓吹广东独立，脱离满清。他的激进言论颇受革命党欢迎，却遭到康有为谴责。1903年孙中山从檀香山莅美，致公堂礼尊孙中山甚厚，而殴榘甲却在《大同报》中撰文，极言洪门礼尊孙中山之非是，导致致公堂同仁不满。
从信奉君主立宪到赞成排满复汉，从主张建立共和到鼓吹“广东独立”，欧榘甲曲折多变的思想轨迹，真实地记录了晚清惠州仁人志士们为寻求救国真理而与旧时代决裂的心路历程。他们勇于承受痛苦而绝不放弃前行，恰恰说明了他们对救国真理的寻求是热诚而执著的。仅此一点，已足以赢得后人的尊敬。
海外华侨回乡闹革命
不少惠州籍华侨也怀着同样的热诚和执著，从国外回乡参加革命，报效祖国，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廖仲恺，惠阳县（今属惠城区）陈江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家庭。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赴日本留学，次年结识孙中山，自此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积极追随者，后在国民党和民国政府任多种要职，是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政治分裂，粤军总参谋长叶举在广州炮打总统府，将廖仲恺拘押了60多天。拘押期间，他准备以死明志，后被释放。但由于他始终坚持“联俄、联共、互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招致国民党右派不满，1925年8月在广州遇刺身亡，年仅49岁。
和廖仲恺一样献身中国革命的惠州籍华侨，还有罗仲霍和黄星南等人。罗仲霍是惠阳白花苏峰村人（今属惠东县白花镇），幼年丧父，为生活所迫远走南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毕业于槟榔屿师范学堂，曾任吉隆坡中学校长。后受孙中山影响加入同盟会，在华侨中间宣传鼓动革命。1911年1月，他返香港与黄兴、赵声成立总部策划广州起义，并亲自率众参加3月29日的黄花岗之役，在进攻总督署时受伤被捕，英勇就义，年仅30岁，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
黄星南是今惠东高潭人，1906年参加反清活动，后出走南洋，在马六甲、新加坡、雪罗埠等地做苦工，期间参加同盟会。1911年返乡，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在高潭创办农会，建立了全国最早的区级苏维埃政权，并当选为高潭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后积劳成疾，逝于任上。
廖仲恺、罗仲霍和黄星南等人，虽然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人生履历，各人所秉持的政治理念亦未必完全相同，他们却以同样鲜活的热血和生命，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展示着惠州士子以身许国的精神传统。“劝君莫惜头颅贵”，“苦无善价卖头颅”，先烈们重理想、尚节义、轻生死的人格精神将永远感动和鼓舞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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