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生活

●周小兵

1968年夏，我从广州八一小学毕业，进入广州市东山区培正中学，开始中学四年的学习生活。学校原名“培正中学”，入学时称“广州市人民一中”，很快改为“第五十七中学”，1978年改为“侨光中学”，1984年才恢复原名。

我对学校的第一印象是，很多老师是海外归侨。物理老师陆慕萍做事实在，印象最深的是她在从化分校带我们建了一个简易气象站。我们搬走河滩的鹅卵石，挖坑竖起高高的风向风力标，安装有温度计、湿度计的双层百叶箱和雨量仪。建好气象站之后，我们开始每天记录气象信息，还要分析资料、预测天气，这为我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学气象时，我还背诵了很多农谚：“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十雾九晴”“乌头风，白头雨”……它们展示了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蕴含深刻的自然原理，并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初中语文老师吴树能，头发斑白。他上课思维清晰，激情四射。他讲毛泽东诗词《念奴娇·昆仑》，靠在教室窗框上做抽剑劈砍状，声情并茂地朗诵：“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化学课，用试纸测液体，变蓝的是碱性，变红的是酸性。100多种元素组成世界万物，让我对物质本源和基本构成规则惊叹不已。

教数学几何的王明扇老师很特别，上课有实例，容易懂。他的名言是“量度无准”：每个人量同一物品，结果不同；因尺子（工具）不同。同一人用同一工具测量同一物品，结果还是不同，因时间不同。像歪理，却很有哲理，这大约是我批判性思维的起源之一。

那时没有生物、地理、历史以及美育课，体育课上得也不系统。我当时在校篮球队，靠吹笛子进了校宣传队。现在的中学重视体育，要有真实成绩，但美育仍不够，我在中大带的研究生读中学时大多没上过美术课，一些学生还说音乐课仅是集体唱歌，滥竽充数多。

四年中学学习，有近一年的时间是在学工学农学军建分校。学工是在员村的罐头厂做菠萝罐头。我们戴塑料手套，用带三角槽的小刀挑去削了皮的菠萝表面的小刺儿。这教会了我如何应用技巧，耐心做事。那时我们在饭堂能吃到做罐头的梅菜扣肉，还能买几个罐头回家。

学军则在惠阳潼湖。实弹射击最有趣，操练立正膝盖不直就会被老师惩罚。政治学习是背“老三篇”，我们常常被老师点名出列当众背诵，这其实对锻炼、提高记忆力很有帮助。

学农到过好几个地方：广州长湴村和南岗、从化江埔公社锦二大队。我们跟贫下中农学到了割水稻、插秧、做泥砖、盖房子等很多技能：寒冬时节我们跳到池子里用脚搅拌泥水、黏土、稻草，再用木模将这些搅拌泥浆制成泥砖；盖房子地基用石头，高出地面半米就用泥砖砌墙；想要保证墙面垂直，则要用吊线法测量……

一年的实践课，我们学到不少书本学不到的知识、技能和动手能力，一起劳动生活，也增强了同学间的合作性。

那时我爱看课外书。龟岗大马路口有个书店，我常常在里面一看几小时。一进培正校门就可看到建于1936年的图书馆，但图书馆不对学生开放。我从窗外走过时，常羡慕地往里张望。有一次，我偶然发现一扇窗户玻璃有洞，就偷偷从洞口拨开窗口的插销，趁没人注意时爬进去看书。我从图书馆里的一本英语书上学了几个词，上课偶尔说出“disgust”（厌恶、憎恶的意思），把老师惊呆了。

能偷偷看书，还因为我参加了住校的校警队。那时学校没保安，维持秩序全靠高中生组成的校警队，我们经常在晚上跟着体育老师，用单双杠、哑铃练肌肉。

四年中学生涯中，我还负责出了好多期墙报：约稿、组稿、编稿、改稿、写稿、排版、贴稿（宣传栏）……这些都为我后来的文字工作奠定了基础。

1971年开始传闻恢复高考，我学习特认真。1972年因为成绩好，学校决定送我去广州第一师范学校（下简称“一师”）学数学，因为那时大学停办，中小学老师不够，于是要挑好的高中毕业生到一师培养，但去之前要在本校当辅导员，我被指定教语文。

我教了半年语文，当时的课文内容单调，基本照《教师用书》讲课，但我偶尔在办公室看到华中师范学院编的《现代汉语》，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开始对语法感兴趣。于是当我到师范学校报到后，校方让我改学语文。

感谢我的老师，在那个特殊年代，尽心教一些不太专心的少年，让我们学到虽不系统但却生动有用的知识，明白做人的道理，引导我走上讲坛，开始教书育人。

培正始建于1889年，发展中多蒙海外华侨支持，因此我读书时才有那么多归侨教师。培正校训是“至善至正”，建校100多年来，已经培养出遍布全球的无数英才，真诚希望母校能继续培养出更多至善至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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