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冚 从聚和堂到功臣路
以南昆山为代表的龙门西南部大山，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和林木资源，但是这一带“崇山复岭，盘迥深阻”。和惠州很多地方一样，即使到了明初，这里还尚未得到全面的开发，面貌依然是“烟火鲜少，土旷不治，故其民寡积聚”。
清朝康熙后期，啸聚于龙门西南群山之中的抗清义军茹扶兴、钟捷元等十八姓兄弟共21人在低冚开基以来，精诚团结，十八姓共处一祠。数百年中，英雄的血脉在此传承不绝，世代和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低冚成为龙门人民武装力量的策源地之一，为江北地区抗日和解放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低冚由此积累了丰富的红色资源，2019年9月，该村入选首批“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特色村”。
地名志
隐藏文化密码的地方
龙门县西部群山环绕，南昆山连绵高耸在广州与惠州的分界之处。这里被称为“北回归线上的绿洲”，一年四季草木茂盛、物产丰富，是岭南著名的动植物乐园和避暑胜地。
南昆山东边，山体余脉纵横延伸，直抵永汉圩镇，与天岭山群峰相望。南来北往的古道和水路交通相会于此，形成繁华的圩镇。永汉古称“永清”，从明代开始，一直是龙门重要的商贸中心之一。永汉镇的低冚村，地处南昆山东南山麓的一片三角形谷地之中，谷地尖端直入绵延的南昆山，向东则毗邻繁华的永汉圩镇。低冚河发源于群山之上，奔腾而下，到低冚时地势趋于平缓，水也变得清澈。水流滋养着两岸的竹林和稻田，向东汇入增江河，村内有乡道贯穿整个谷地，连接增龙公路，形成便利的交通。
在战争年代，这里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清康熙年间，因“反清复明”十八个姓氏的二十一位好汉“归化”开基于此，曾立碑赐名为“归化里”。作为官方命名的“归化里”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因村子处于山间谷地，地势较低且狭长，有河流穿境而过，云蒸霞蔚之时，天接群峰，如华盖覆于村上，因此按照当地人的命名习惯，称之为低冚（注：普通话中冚字读音为kǎn，本地口音为long）。
用“冚”字来命名地载天覆的山区盆地地形，不仅十分贴切，而且蕴藏着客家先民身上传承至今的文化密码，那就是在千百年的迁徙辗转中，虽然远离中原故土，路遥千里，又有群山阻隔，但是在栖居之地的命名上，依然保留着记忆深处的祖地遗风。
结桃园
十八姓好汉“归化”低冚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明初的编户齐民纷纷摆脱原来的里甲户籍的束缚，成为流民。闽西、赣南、湘南等地与惠州接壤相通，道路众多，很多流民翻山越岭，来到惠州“草莱之地”成为耕耘大山的矿民。
根据清咸丰道光《龙门县志》记载，“明孝宗弘治初，未置龙门，山寇因采铁起……踞蓝瀵（即南昆山）帽子峰、七坑等处，西林之民附焉，遂成大乱。”这场规模空前的“粤东矿乱”持续了很久，对当时的粤东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低冚村，时常有小规模的矿民居住于此，但是并未形成相对固定的村落。这些矿民在艰苦的环境中“辗转流离，耕山采铁”，逐渐养成了斗天辟地、勇于反抗的性格。面对政府的压榨盘剥，他们经常结伙起义，与之抗衡。
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起兵反清，“三藩”势力范围内的云桂黔及闽粤云集响应，其中粤东矿民更是以骁勇善战而著称。起义失败之后，他们化整为零，在广东从化、增城、龙门等万山环绕之地，一边结寨练兵，一边耕山冶铁，持续了数十年。直到康熙后期，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稳固，义军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余部开始陆续接受朝廷的招抚，以就近为原则，纷纷下山定居，在增城、从化和龙门地派、永汉等地开基。
这批接受招抚的义军中，其中有一支由茹扶兴、钟捷元、刘开文、熊胜贵、邓子风、钟丈青、赖以章、丘孔生、赖元昌、邹辉才、关赞朝、李逢春、廖日胜、廖洪元、彭士海、刘仕胜、唐万友、朱凤昌、张文胜、陈伯文、黄昌吉十八个姓氏结义兄弟共21人组成。他们长期活跃在低冚村西侧的牛牯嶂一带，放下武器之后，被编入户籍，开基建围于低冚，最终从啸聚山林的好汉变为“归化”的良民。
低冚村至今仍然保存有一块立于“康熙六十年二月初八”（1722）的断裂残石碑，碑文正中应该是“归化里”三个大字，现在只残存不太完整的“归化”二字。大字周边是小字，写着“广州府龙门县正堂加一级记录十次萧，为恳恩赏示，立石以杜……归农复准搬移父母妻儿团聚，今与所佃廖、李、刘、王四姓荒田……”等字样。据村中老人讲，归化石碑中的人名与十八姓好汉的本名略有出入，主要是当时他们之间尚未完全信任，为避免日后反目成仇，就以假名入籍。
十八姓好汉选择的下山“归化”的时间和契机是非常恰当的，因为雍正元年(1723)春，雍正皇帝便诏谕户部：“各省可垦之地，听民自垦自报，地方官吏不得勒索与阻挠。起科年限，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为定例。其督抚至州县官能督率各属，劝谕百姓开垦多者，准令议叙。由是“粤民踊跃争愿垦荒”。这一利好的政策，也为他们在低冚安居乐业，发展壮大，提供了极为有利的保障。
聚和堂
全国唯一的“十八姓祠堂”
在中国的乡村，祠堂凝聚着一个家族的人心，展示一个家族的荣誉及源流。正因如此，在中国，绝少有多个姓氏共处一座祠堂中。但是在低冚，却有一座十八姓共处的祠堂“聚和堂”，而且数百年中，子孙后裔不分彼此，相互尊重，将十八姓二十一位好汉，视作开基共祖。这也是目前已知的全国唯一一座“十八姓祠堂”。
不同于一般祠堂以“源流世望”作为堂号，“聚和堂”从命名时便是横空出世，不同流俗。如果说当年啸聚山林、搏命江湖靠的是“聚义”，那么安定乡村、开基立业，则靠的是“聚和”。“聚和堂”三字，不仅成就了十八姓好汉的传奇，对我们当下社会发展也颇有启发。
不仅是在内容和命名上与其他祠堂不同，聚和堂在结构上也独具特色。民国之前的祠堂建于康乾时期，包括炮台、萧墙、正厅、偏厅、厢房组成。祠堂正厅供奉着十八姓好汉共二十一人的牌位，左侧为“公王厅”，是聚和堂议事场所；右侧为“六位厅”供奉着斡旋议和招抚事宜的六位清政府官员，也用来接待来往的官员，在兼具实用功能的同时，也志在使子孙后来不忘宗族渊源。1932年，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该村十八姓族人斥巨资重修了供奉十八姓祖先牌位的祠堂，称为大围祠堂。
祠堂的建立和运转，离不开家族财富的积累，尤其是“公尝”。当初为了安定“归化”的好汉，清朝政府给低冚村划定近四万亩的地方，包括一千多亩的可垦田地，十八姓好汉在永汉低冚这片乐土上逐渐安定富足起来。据当地村民讲，为了延续十八姓好汉义结金兰的深情厚谊，保存组织建制，以防不虞。开基先祖们将低冚肥沃的土地和山林作为公产，再以薄佃租给子孙耕种，众兄弟及后裔和“聚和堂”之间，便凝聚成密不可分的整体。根据低冚《李氏宗谱》记载，在平时，聚和堂每年有200担稻谷的收租，山林每十年砍伐一次，木材沿着低冚河进入增江，然后顺流而下，往返贸易于广州，能收获白银3000两，这笔财富相当丰厚，足以支撑祠堂长效有序的运转。
聚和堂每年结算收支时，选出的理事要当着十八姓后裔的面杀鸡盟誓，绝不贪污藏私。这些“公尝”除了维护祠堂运转外，还多用于修桥铺路，救贫救荒等。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低冚发现钽铌矿，大围全村拆迁，祠堂最终被拆毁，后来，十八姓后人为了纪念“聚和堂”，在大围祠堂的基础上重新建立。重修后的大围祠堂，布局为四进三厅五开间，其建筑特色为盖灰瓦、墙体用红火砖砌成，头门由两根麻石前檐柱承重。该祠堂仍作十八姓族人举行宗族活动之用。
功
抗日救国的峥嵘岁月
臣路
在低冚河边，有一处果树环绕的农家小院，院子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地摆放着农具和桌椅。小院的主人关耀堂年近八旬，身材颀长，精神矍铄，讲起村中的掌故和历史，他如数家珍。在他的家里有两件东西，老人家格外珍惜。一是前文讲过的那一截青褐色的“归化碑”，这是康熙年间十八姓二十一好汉归化低冚开基时留下的文物；另外就是一幅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第三支队成立六十周年的合影，装帧精美。他父亲作为老战士，也在照片里。
老人家介绍，从十八姓二十一好汉开基时期，低冚人平时耕山种地，读书经商，非常谦和友好，但是在战乱之时，则能奋勇而起，除暴安良。清末时便有“老虎阿凤伯公”李辛凤投身太平天国，攻破龙门县城，开仓放粮而自己不取一钱的先例，后世子孙，备受鼓舞。1938年冬，日军先后攻占惠州和广州，作为交通要道的永汉圩镇也饱受战火的荼毒，中共地下党员王新民、温潮伯以“增城战地服务团”名义，到龙门县永汉低冚找到当地开明人士李荫亭（李绍宗的胞兄）、王捷云等人，串连抗日宣传活动，同时物色统战和建党对象。与此同时，在广州读书的青年王达宏、王达尊等人也回到永汉，成立了以王达宏为首的永汉大众救国会，不定期出版墙报、黑板报宣传抗日救国。
1939年王达宏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永汉特别支部领导的永汉人民抗日游击队队长，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龙门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此后，抗日游击队改名永汉自卫联防队后，王达宏仍任队长。1940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三军下属一个杀敌中队后，王达宏任中队长和该中队中共支部书记，李绍宗、王达群、王俊朋、钟树房任职小队长。
这支抗日武装灵活机动，战斗力强，他们以永汉为中心，辐射四方。在破坏道路、打击日伪军、震慑反动势力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后来的龙门革命历史中，他们很多人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王达宏成为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副司令员，为龙门解放，贡献了力量，李绍宗成为龙门县第一任县长，为龙门的稳定和发展，立下了开创之功，钟水容则成为龙门第一位烈士，受人尊崇。
伏击战
提振人心的重要一仗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东纵骨干力量奉命北撤山东，很多战士放下武器，就地复员，但是他们很快就受到了反动势力的清算，当时的江北地区（广州东北方的三角地带，包括增城、龙门、博罗、从化等地）总共只留下43人的小分队，在严酷的斗争条件下减员至30人，但他们从未放弃信念，而是历尽艰难险阻，进行武装斗争。
当时在香港养伤的王达宏并未北撤，当天得知江北地区的情形之后，在重伤未愈的情况下，毅然回到永汉，卖掉自家的祖业，购买枪支，和低冚等地的群众一起，组织武装队伍，他们先后袭击了永汉警察所，并处决了永汉警察所所长刘道芳，打开国民党的粮仓，发放了数千担粮食，赈济正在闹饥荒的贫苦农民。国民党广东省当局恼羞成怒，立即派兵前来“围剿”。1947年3月，国民党军驻扎在广州的一个警备营，加上增城、龙门两县的县警大队及地方反动武装共1000多人，在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在增北、龙南地区的有生力量。指挥部就设在永汉圩，由增城县县长彭济义和龙门县县长张超然指挥坐镇。
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游击队进入了低冚牛牯嶂、观音潭等比邻南昆山的深山老林里隐蔽起来，寻机再战。同时，派出侦察兵，随时监视敌军的动态。山中给养不足，为了创造战机，游击队决定派一支小分队去偷袭防守空虚的永汉圩。趁着敌人回防永汉圩的机会，1947年3月16日凌晨，黄柏带领增北部队、王达宏指挥龙南部队，两支队伍共50余人，悄悄地埋伏在低冚村一带，扎下口袋阵。大概在中午11时左右，县警中队长带着80多人走进了伏击圈，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激战两个多小时，最终获得胜利。这一仗也成为龙门解放史上提振人心的重要一仗，被大家传诵。
(低冚村相关报道见04版）
低冚村
低冚村位于龙门县永汉镇西面，距离永汉镇政府5公里，距离龙门县城40公里，占地面积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000亩，山林面积17000亩。下辖10个村民小组，有1068人，包括新钟屋、老钟屋、李屋、三帽石、岭排、大围、河背、八担夫、星岛、培义庄。主要姓氏为刘、关、张、丘、邓、唐、赖、钟、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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