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惠州出了近30位敢言直谏的御史言官孤忠御史王度 灭族沉家以身许国

插图/杜卉

京官名宦与惠州5

统筹策划/马勇陈骁鹏

作者/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

清人孙能宽咏惠州表忠祠云：“灭族沉家志不歧，双忠湖畔合同祠。批鳞喋血都门日，守土捐躯蛮国时。”无论是御史王度的“批鳞喋血”，还是通判刘简的“守土捐躯”，都体现出一种许国精神，这是宋儒学说与岭南山水共同孕育出来的明代惠州的人文精神。

特别是王度，作为惠州历史上第一个被“灭族沉家”的御史言官，他“忠于所事而以身殉之”的忠诚品格，被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知识分子所同时见重，可谓“孤忠”不孤。

王度之后，明代惠州学子登科入仕而成为御史言官者颇多；为御史言官铁面无私，不畏权贵，坚执法纪而不惜以身犯险丢官弃禄者更不在少数。

传奇身世：因诗文被官员举荐

在惠州，明初被荐举授官者颇多，而其中之最著者，是在后来被誉为“孤忠”的监察御史王度。

王度，字子中，归善人，居东平坊（今惠城区），自少“肆力经文，稽理修辞”，学识不凡；但年过而立，还是一介布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派往藩司服役，藩司赏爱王度的才能器识，聘请他教授自己的儿子。

后来王度入仕的缘由就更具传奇色彩：据传那一年朝廷遣专使来广东祭南海神，当地官府设宴款待，王度应邀参加。酒酣之际，使者索诗助兴，王度即席口占数绝，其中《咏橄榄》诗云：“南海飞骑荐荔枝，谁知橄榄更清奇。只因托根寻常地，无自吹嘘上帝畿。”这使者也非平庸辈，听出了王度诗中的弦外之音，“遂以明经儒士荐，起家拜山东道监察御史。”

这一年为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王度34岁，正符合朱元璋提出的德才兼备、老成持重的选官要求。王度走马上任，勤慎有能，不负众望。

王度才识的真正显露，是在朱元璋死后不久发生的“靖难之役”中。这一场朱家叔侄争夺皇位的战争，叔父燕王朱棣自称“靖难”，不过是“欲法周公辅成王耳”；而建文帝的大臣们则指其夺嫡篡国，群起口诛笔伐，其首领即为侍讲学士、一代大儒方孝孺。王度参与其中，“悉心赞划”，是“方党”的中坚人物。

灭族沉家：一片忠魂被后世祀奉

战争开始之初，“惠帝（即建文帝）举五十万兵畀景隆，谓燕可旦夕灭”，无奈李景隆庸懦怯敌。王度遂“密陈便宜”，举大将盛庸代之，“是以有东昌之捷。”后来，前线告急，王度“奏请募兵”增援。小河报捷后又亲赴前线“奉命劳军”。

正当王度不遗余力策划奔走之时，便遭抗敌无能误国有术的景隆谗间，最终被惠帝见疏。正如史家所评：“（王）度有智计”竟“用有未尽”，令人惋叹！

建文四年（1402年），燕军铁骑千里长驱，奔突凤阳，方孝孺预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致函王度说要与他一起“誓死社稷”，一幕悲壮的史剧就这样奏响了苍凉的序曲。紧接着，金陵沦陷，建文失踪，百官皆降，成祖登基。方孝孺十族尽诛，惨烈绝伦；王度满门抄斩，王度当时年仅47岁，天下哀之。

最初，王度只是“坐方党谪戍贺县”，尚未至于论死。不久却又以“语不逊”而灭族。所谓“语不逊”，就是对当权者“恶毒攻击”。在杀人者看，这当然是咎由自取；但于被杀者，则又未必不是舍生取义。

王度的事迹被载入《明史》。而坐落在惠州西湖畔的孤忠祠、东江北岸的三王庙，直至清末民初，数百年间香火鼎盛，老百姓虔诚祀奉的是王度的一片忠魂。

忠于所事：许国精神为士人见重

与王度一样被荐举任官的陈灏，表现也不俗。

陈灏，归善人，本名鲁生。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以乡荐赴京上朝奏对，太祖朱元璋闻而奇之，赐名为灏。陈灏历官工科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福建按察佥事，坐累谪戍兴州。永乐初获赦复官，被廷臣荐为浙江道监察御史，又谪凤翔尉。洪熙元年（1425年）复为左春坊中允，乞致仕，卒于家。方志评说陈灏“扑茂纯洁，抗直敢言，屡谪而不贰其行，乡邦贤之”。

“扑茂纯洁，抗直敢言，屡谪而不贰其行”，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实践“誓死社稷”的诺言，在王度、陈灏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正直品格和许国精神，是宋儒学说与岭南山水所共同孕育出来的惠州人文精神。他们正气凛然，令吏畏民敬，乡邦贤之，对后人有很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王度，作为惠州历史上第一个以身殉职的御史言官，他的“忠于所事而以身殉之”的精神，被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知识分子所同时见重。

榜样力量：王度后又出28名言官

出于深长的政治考量，明王朝自永乐后期开始，就逐步为方孝孺、王度等人平反。

嘉靖五年（1526年），广东提学副使欧阳铎、惠州知府顾遂“奉圣谕”在西湖崇道山为王度建祠（今准提阁附近），颜曰“孤忠”，香山黄佐及邑人郑维新均为之作记。黄佐以为此举“事关名教”，郑氏则明白指出，当道者的用意是“建祠以树风声，彰志以示方向”，这样一来，“民知劝矣。民劝，斯俗易；俗易，斯政成”。此亦显见，统治者对王度在惠州学子中的“导向作用”与“榜样力量”，是有着充分认识和良好预期的。

考诸史实也确乎如此，在明代，王度之后，惠州学子登科入仕而成为御史言官者28人。仅以进士为例，明代惠州考中进士者45人，曾任御史言官者有17人，约占38%，这是个很高的比例。

在这些御史言官中，铁面无私，不畏权贵，坚执法纪而不惜以身犯险丢官弃禄者，更不在少数。这种情形，用明代惠州学者叶春及的话说，正是“名卿迭起，忠孝之臣，才节之士，后先相望”。

文脉考证

明初举荐制一度替代科举制

明代官学的职责一方面是“行教化”，另一方面则是“育人材”，为国家培养各级行政官员。不过在洪武时期，学校教育侧重于“行教化”，与官吏的铨选还没有直接挂钩。特别是在洪武初年，朱元璋施严猛之治，大杀功臣，冤狱频兴，惨遭株连杀戮者多达数万人。发生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之一。

当时东莞伯何真已经死了五年，他的三儿子及许多亲属在此案中被牵连诛杀，惠州东莞伯何氏宗祠被夷为平地。正所谓“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祸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亲友”，令许多读书人视仕途为畏途，抱德怀才者多有不为君用之志，隐居不出。官员缺乏竟成了一时亟待解决的难题。

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就下诏连行三年乡试，开科取士，中举者免会试，赴京听选。结果应试的大多是学问肤浅不更世事的后生少年，令朱元璋大为失望。他说：“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世者甚寡，非朕责实求贤之意。各处宜暂停科举，别令有司举察贤才，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自此之后至洪武末，虽间行科举，荐举仍为其选才取仕的重要途径。御史王度起初就是被举荐为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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