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钟的存在证明，所谓“南蛮”并不“蛮”
“事实上，只讲编钟本身，那历史文化内涵就单薄了，我认为研究此套编钟要与缚娄古国联系起来。”黄观礼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文化学者的观点。他查阅资料发现，战国中期，公元前355年，越国为楚国所灭，越国王孙贵族纷纷南逃，在楚国统治力量较弱的南方建立自己的小国，以示越国的延续。
1973年在博罗西部发现两件战国时代的编钟，1984年又在博罗西北部发现了这一套春秋时期7件编钟，2000年在博罗东部横岭山又发现了两件编钟。“这绝不是偶然、孤立的存在，有很大可能证明当时博罗是个古国。”黄观礼说。
“编钟的发现，可证明博罗当时的文化、经济等发展状态与中原同步，岭南不逊中州。”林慧文认为，博罗连续出土三套编钟，可基本推断这些编钟就是在岭南铸造的，只待发掘出青铜器铸造遗址即可证明。
也有专家学者对编钟的来源持不同说法。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文史专家何志成认为，岭南长期远离华夏政治经济中心，是否真的能有如此高的生产力？他猜测，这套青铜编钟可能是唐末黄巢起义南下惠州时从中原带来的。他解释，编钟的发现地——博罗县公庄镇地名带“庄”字，这“庄”字一般是中原、北方的命名，或可推测中原人曾来过博罗，且定居生活。
现场还展出3件春秋时期的夔纹陶印模。印模上纹饰精美清晰，线条流畅。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蔡磊认为，在没有文字的百越时期，陶器纹饰愈复杂，其等级的象征意义愈高。夔纹陶印模作为这一时期最高工艺的代表，有缚娄古国图腾的含义。它的出土，证明东江流域下游已出现农耕文明的曙光，稻作文化进入成熟阶段。
“青铜编钟应该是以物易物方式，由其他地区交换来的。”蔡磊认为，粤东地区至今未发现百越时期的青铜冶炼遗址，所出土青铜器有限，多被证明是外来输入的。
对此“国之重器”，蔡磊猜想，很有可能是当时中原发达地区，如楚国等，专门为缚娄古国定制的，但现阶段需要更多证据，建议将编钟纹饰与缚娄古国的纹饰进行对比论证。
即使专家们对博罗编钟是否为本土铸造尚有不同意见，但他们一致认为，编钟的存在是岭南地区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见证。包国滔说：“这套编钟的存在正表明，岭南跟中原在先秦时期就有细水长流的交往，正所谓‘南蛮’不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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