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余年，从未离开
作者近照。
唐诗参加宣讲活动。
唐诗（左一）参加读书月活动。（摄于2014年）
唐诗（左）参加惠州诗会。（摄于2015年）
唐诗（左一）受邀参加艺术家沙龙活动。（摄于2017年）
唐诗 文/图
作者简介
唐诗，湖南安仁县人。文学创作副高职称（二级）。深圳市宝安区散文学会会长。出版纪实长篇散文1部，中短篇小说数部，作品散见《作品》《天涯》《文学自由谈》《山东文学》《朔方》《黄河文学》《广州文艺》《安徽文学》《四川文学》《香港作家》《城市文艺》等刊。曾获深圳十大佳著（2017非虚构类）奖，2018深圳劳动者文学十大好书奖。现居深圳宝安。
还在学校的实习期，我就来到了深圳打工。为了生存，我曾辗转于6个行业，像万千普通的外来建设者一样，见证了深圳的飞速发展。从艰难到坚持，从坚持到融入，来了就始终都在，从未离开，我在深圳完成了从生存到生活的重要过渡，最终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
生存
从“象牙塔”到“现实中”
1998年暑假，还是实习阶段，我跨出学校的大门，踏上南下的火车，投奔当时在东莞市打工的大哥。
大哥在终年都是灰尘迷漫的家具厂工作。一连好几天，他请假陪我到东莞市厚街镇的每一个工厂门口看招工牌。彼时，我们都不知道有人才市场，对职业介绍所也完全不信任。大哥说职业介绍所要交钱，但交了钱介绍的工作都不好，要么拖欠工资，要么工种又累又苦。还不如自己徒步去找。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工业区，站在招工牌下问保安，问清楚，彼此觉得合适就可以进去面试，由人事文员或者部门经理问一些问题，做简单的测试。面试当场就能知道结果。
我跟着大哥在东莞找工作时，三哥在福永的一家手袋厂，二哥二嫂在沙井。凑巧的是，二哥也在找工作。大哥无法一直请假陪我，便将我送到深圳。
三哥和我分享找工作的心得体会：“买辆二手自行车，省力，用矿泉水空瓶装满自来水，省钱。”深圳到处是人，我不敢骑自行车，也不敢喝自来水。只能是跟着二哥到处瞎转，碰运气。二哥喜欢喝玻璃瓶装的可乐，他教我将可乐倒进食品袋里，等气体跑了再喝。
我们顶着8月份的烈日，辗转着寻找和面试。走累了，二哥不管不顾，一屁股坐在满是灰尘的公共汽车站台石墩上休息。只那么一眨眼的工夫，他就能睡着。脑袋耷拉着，顶一头脏乱的头发。坐着的他也能睡熟，呼吸均匀，时不时打声呼噜，有倒下去的危险，却一直未倒。
晚上，二哥借住在朋友所在的五金模具厂宿舍里。大而黑的宿舍，男女都有。二哥的朋友说我看起来像个孩子，像个童工，他说：“你想想看，哪个厂会招童工啊！”二哥为我辩解，说我不是童工，又说我可是有技术的，会电脑，只是我还没拿到毕业证呢，人家说没学历证说什么都像是骗人的，怎么可能有工厂愿意招个没学历的办公室文员呢？
二嫂当时在沙井一家电子厂做普工，晚上借工友的厂牌让我混进她的宿舍睡觉。
住房
从“铁皮房”到“出租屋”
借来的钱都用光了，二哥最终决定去附近的五金模具厂当学徒，而我想到的只有“妥协”。
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应聘到二哥所在的那个工业区的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小的电子厂，要押两个月工资，身份证也要押在厂里。二哥说所有的工厂都是这样的。工厂不包吃不包住。
有了工作，二哥终于又借到了钱。他在离厂较近的地方租了间简陋的铁皮房子。约10平方米，有一张窄的铁架床，上下铺。二哥睡上铺，我睡下铺。所谓的铁皮房就如乡下在旷野搭的一个简易棚，供人在里面临时避雨躲荫。
夏天，铁皮房里酷热难耐，住在里面的人不得不停留在外面，找个公园或者超市避荫，直到晚上才敢回去。冬天，铁皮做成的简易墙，散发着一股凛冽的气味，身上盖得再厚也会冷得直哆嗦。风一吹，铁皮房哗哗作响，令人担心它立马就要倒塌下去。
尽管政府明文规定不准乱搭建，打工者在各式各样临时搭建的铁皮房租住的境况，还是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像个蜗牛般地在工厂的角落、街道、大路的街角消失怠尽，大家陆续住进工厂宿舍或者离上班地不远的农民房里。
做流水线工人，一个月只有一天的休息。我在休息日写日记，也写散文和小说，更多的时候只是洗衣服、睡觉、发呆。钱老是不够用。绝不敢冒失地先辞职再找工作。却突然聪明起来，打听到宝安区有人才市场，交点钱就能进去找工作，不用再徒步去每家工厂的门口看招工启事。
我连续花了几个休息日，挤进宝安区的人才市场找工作。终有一天，成功应聘到松岗镇的某家家具厂成为一名电脑文员。家具厂包吃不包住，我用一百块钱租了一间农民房。比起铁皮房，这间狭小的、潮湿的、黑暗的农民房实在是好了太多。
这之后，我又从农民房搬去了各式各样的出租屋中。每换一份工作、每一回生活中的变迁都使我为栖身之地寻找和忙碌许久。直到2000年，我在宝安26区的一个贸易公司谋到一份业务助理的工作，公司给我开出条件，每月800块，包吃包住，内心很欣喜。公司12个女员工合住在一个大的房间里，6个上下铺，只有一台电风扇、一根灯管。同事都说这宿舍太狭小、太昏暗，只有我觉得它宽敞而明亮。
意识
从“外来工”到“本地人”
2002年，我凭着自己做业务助理时积攒的人脉在福永街道申请到了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开始“炒单”：销售二三极管和IC，用现金从华强北买货，卖给工厂，做月结。尽管客户会将原本的30天月结付款拖到60天，但利润还是有，而且不用再替别人打工，自由让我觉得像是长出了一双翅膀，能飞。
爸妈得知我每个月即使接到一张订单也能赚几千块钱都特别高兴，他们变着法儿夸奖我有能力、有本事，而我的3个哥哥都说了很理性的话：深圳毕竟是一线城市，平台多、机会多。
2004年7月，深圳推进城市化进程，辖区内的镇全部改成街道。除了定期出门去拜访客户，我更多的是呆在出租房里写散文和小说。写累了就独自出门，去附近的公园转一转，看一看，发发呆。我突然觉得有一天我的小说也能变成铅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作品是在《打工文学》周刊上发的，尽管这之前越来越多的街道办起了纯文学杂志，我四处投稿，发表过几篇。
孩子慢慢成长的这一大段时光，我安静地看着事物变迁，看着身边环境的悄然改变：禁摩行动、围合式管理等举措真正杜绝了“两抢”事件，此外，还有“畅宁美”行动等，城市精神文明又上了新台阶。
这些年，我在深圳不断地来回、辗转，始终没有离开。粗略算一下，我先后做过流水线工人、总机、人事、业务、文案、个体，横跨了塑胶、皮具、服装、物流、广告、电子等6个行业。期间，炒过老板也被老板炒过，也找相关部门投诉过。城市在变，人在变，大家的思想在变，维权意识也越来越强。我自己也是如此。新的劳动法颁布后，我曾成功将过了试用期1年多仍未与我签劳动合同的企业主，投诉到了福永街道综治信访维稳中心，通过调解拿到了应有的补偿金额。这几年，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从1500元到2200元，一调再调。
从最初的“外来农民工”被押工资、押身份证到如今企业主必须严格按照劳动法办厂，从一个月只有一天假期到现在的双休，从住铁皮房到可以积分入户落户深圳，政府给予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关怀：如福永街道的关爱劳务工子女活动，劳务工子女四点半课堂，福海街道的幸福领航工程、党员示范、文化复兴、家庭幸福、社区振兴、青工成长十大工程等等，如我这样的普通打工者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俨如一个深圳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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