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辽沈12年 到死不忘回故乡博罗诗僧函可创办辽东地区历史上第一个诗社

博罗文化荟萃，历史名人辈出。但有一位比较特别，他非常有名，但同时又是最不出名的人，他几乎成了历史的失踪者。生前，他的命运随时代变幻而多舛，宛若一部传奇，却寂然无声；死后，他依然被湮没着。他就是晚明礼部尚书韩日缵的长子函可，他既是岭南著名诗人，又是明末清初的高僧，还是清代文字狱受害第一人。函可用生命作笔，蘸着血和泪书写了自己的家国情怀和人生苦旅。

自幼聪颖好学，对科举不感兴趣

据《惠州名人列传》介绍，函可(1611-1660)，本名韩宗驟，博罗罗阳人，晚明礼部尚书韩日缵长子。晚明韩氏家族以善教著名，对子女的要求甚严，因此函可自幼即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和良好的文化熏陶。用函可后来的话来说，那时候是“教训日从严，道义日已康”，“读书穷壶奥，落笔竞潇湘”。据光绪丙申版《韩氏族谱》记载，函可年少时就“好吟咏于诗，独喜杜少陵”，立下了匡济天下的大志。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函可聪颖好学，对科举却是不感兴趣，直到16岁那年才进入学校“补诸生”。韩日缵对此很不理解，也不满意，他曾写信训诫儿子不要虚度年华。后来，韩日缵又把函可带在身边，让函可先后在北京和南京生活读书以广交游、增见识，扩展学养胸襟。函可因此得与天下名流巨儒切磋论交，才华横溢，声名鹊起。弱冠之年，函可已经崭露头角，成为引人注目的岭南新秀。

那时候，晚明王朝已步入垂暮之年，阉党魏忠贤把持朝政，党争日炽，吏治腐败，社会动荡不安。函可对政治进一步厌烦。19岁那年，他每当“污患世习”，就要好友陈三官为他画一幅《意中幻肖》。据《韩氏族谱》记载，函可“命写生手戏图为意中幻肖，初而拱象拥矛，迟而囊头贯手，幅尽，一比丘现，趺坐雨花”。这些带有预言性质的图画，最终辑成了一套《意中幻肖图》。

在《意中幻肖图》所藏的30幅图中，第四幅《待漏》讲述的是主人公参与国家大政，凌晨时分在待漏院等待上朝的情景，表现出函可自小就有匡济天下的理想；而在第20幅图《囚困》中，年轻的函可竟然已预料到自己将来会有牢狱之灾。这一幅幅奇幻的画面似无所据，其实正是明王朝大厦将倾的种种不祥之兆在函可心中引发的感应，反映了函可对国家命运的深刻忧虑以及对个人前途的认真考量。

父亲离世受重创，剃度出家为僧

明崇祯九年(1636)，韩日缵在任上病逝。父亲的离世对25岁的函可来说，无疑是一次心灵重创。当他护送父亲灵柩返乡经过阊门时，竟不慎将灵柩堕入水中。于国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危象，于家是难辞其咎，无以救赎的“不孝”罪过，双重的打击终于促使函可绝进取之念而生弃世之心，作出了人生最重的决定：剃度出家。

崇祯十三年(1640)，函可扔下妻儿，拜高僧空隐道独为师，在庐山皈依佛门，法名函可，字祖心，法号剩人，任罗浮华首台都寺。“剩人”的意思，是希望躲避世俗世界，函可在广州黄华塘建了一座“不是庵”，和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常在此雅集酬唱。然而，这种“方外人”的平静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上吊煤山，明朝倾覆。清朝贵族的铁骑趁势入关，逐鹿中原，汉民族陷于巨大灾难之中。忧国忧民思想始终萦绕于怀的函可，这时再也无法置身度外，他迅即投入到反清复明的斗争之中。

忧国忧民，成清朝文字狱第一个受害人

顺治元年（1644），亡国消息传到广州，函可悲痛万分。次年正月，他听闻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王朝，就以印刷藏经为由赶赴南京，寄宿在老朋友江宁名士顾梦游的家中。

函可到南京不久，清军就攻陷了南京，弘光王朝迅速灭亡。清军接着挥戈南下，掠取江南，归返粤东的道路成了杀戮的战场，函可不得不滞留南京。函可亲历了清兵攻陷南京的重大事变，亲见诸多仁人志土不愿亡国而慷慨赴义，也看到一些“国之大臣”跪迎清军入城的种种丑态，他拿起了笔，记述了这些见闻，尤其是将清兵暴虐人民的事情一一记录，名为《再变记》。

正是《再变记》一书，让函可遭遇了牢狱之灾。顺治四年秋，广东初定，函可求归心切，当时坐镇南京的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曾是韩日缵的门生，与函可有旧交之谊。函可向洪求得了通行印牌，离城返粤。不料守城的清兵盘查甚严，无意中从函可的行李中搜出了有福王的书信以及《再变记》一书。清廷官员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对函可严刑拷打，让其招出同党。函可在狱中饱受摧残但意志非常坚定。由于函可死死咬定没有同党，满人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将函可押解到北京由皇帝发落。顺治帝考虑到函可是前朝名臣之后，又与洪承畴等招抚大臣有渊源，故投鼠忌器，免去函可死罪。最后，以函可《再变记》等文字“有干我朝忌讳”的罪名，于顺治五年(1648)“得减死论戍沈阳”，“奉旨焚修”慈恩寺。就这样，函可成为了满清王朝文字狱的第一个受害人。

死里逃生的函可到达沈阳后，并没有因为被流放关外雪域而消沉。他一路作诗，将思故乡、思故人的感情倾注于诗文之中。由于清廷允许他参佛和一些正常的社会活动，函可在沈阳有着一定程度的自由。

很快，他发现千山的条件虽然艰苦，但也有人情的温暖。特别是在流放于沈阳的明朝遗民中，不乏饱读诗书和诚心礼佛之人。函可也因此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他与这些“同行”们相互赋诗唱和，创办了辽东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个诗社——“冰天诗社”。除此之外，熟谙佛教经典的函可还先后在该区7个寺庙开坛讲法，阐扬师说，身边常聚僧俗信众不下五六百人，被后人誉为禅宗关外传法第一人。

流放辽沈12年，到死一直都想回到故乡

由于消息闭塞，直到数年之后，函可才获悉：就在他经历那场文字狱的同一年，家乡博罗也经历了惨烈的剧变。博罗城在长时间顽强抵抗之后被清军攻陷，他的家人几乎阖门殉难。先后死于国难的还包括三个弟弟、姐、妹、叔父及多个侄儿。经历家国的灾变，孤身关外的函可唯一能做的是长歌当哭，用诗篇抒发胸中悲痛。此类诗歌在他的千山诗集中随处可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平好友因抗清死节的消息一个又一个地接踵传来。亲人遇难，良朋殉节，博罗遭屠城“十不存一”，血淋淋的事实使得函可激愤不已，写下了大量慷慨激昂的悲壮诗篇。他歌颂“一身许国气无前”的黎遂球，“五岭明臣节，千秋重义方”的梁朝钟，“长偕正气世间留”的陈子壮。他悲痛：“我有两行泪，十年不得干。”他呐喊：“不知是血复是魂，化作吴刀切心髓。”他自勉：“努力事前路，勿为儿女悲。”要用自己的笔来揭露和控诉清王朝的残暴无道。然而沉重的精神打击和艰苦的生活磨难，已使函可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顺治十六年(1660)，49岁的函可因长期遭受身心摧残已“发白齿脱”。一日，他忽对弟子说：“我十日必去”，并偈曰：“发来一个剩人，死去一具臭骨。不费常住柴薪，又省行人掘窟。移向浑河波里赤骨律，只待水流石出”，这其实是在安排自己的后事。函可在辽沈地区度过的12个春秋中，无时不思念故国家园。弥留时，函可一直闭目不语。他的好友李呈祥、郝浴守候在侧。郝浴低身探问：“师有何末后句?”函可睁开眼睛，说出了人生中的最后一句话：“吾思吾岭南耳！”说罢溘然长逝。生逢乱世的函可，就这样带着他满腔的家仇国恨，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未能实现的反清理想，以及对故乡山水亲人无日不在的思念和牵挂，永远留在千山之中。

惠州日报记者宫晓磊 通讯员林卫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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