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象头山 品味汤泉□祁大忠
若以“居家感”来论，高榜山离市区近，人文气息足一些，生活气味和“居家感”浓一些；象头山路途较远，虽无多少“居家感”，但“象山积翠”，那可是沉甸甸的绿啊。
谈及惠州的风景秀邃，许多市民会脱口而出：“半城山色半城湖。”很多时候，那些文绉绉的文字表述，常常来自真切的、接地气的生活体验。比如，某个节假日的黄昏时分，行走于环城西路，可见这边的金带街、北门街店铺林立，行人闲步走过；那边的西湖水湄山晖、玉塔微澜，真的是“半城山色半城湖”。烟火气和市井气，城市格调和城市气质，就这样氤氲在一起，那么不经意，让你觉得，原来一座城市的文化气息常常萦绕在你我身边，有一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
细究何谓“半城山色半城湖”，因交通、地利之便，我首先想到的是高榜山和西湖，这当然没错。如果眼光再放远一些，借助越来越发达的城市公共交通或私家车，还有一处山、一处水，也同样值得我们去看一看、品一品，那便是象头山和汤泉。这两个地方同样有风景，更何况这“一山一水”之间，还是未来的高铁新城所在地呢。
象头山除了沉甸甸的绿
还有轰轰烈烈的故事
几年前，我曾经随友人游过象头山。因山势较高，我们乘车行至大约半山腰的位置，然后步行至山顶。那是一个春季，繁花似锦，满山葱翠，到处是叫不出名字的花儿。空气好像洗过的一样，恨不得多吸上几口。到达山顶，极目远眺，四周风光，尽收眼底。远处东江逶迤而来，又缓缓而去。这便是我关于象头山的第一印象。除了感觉景致不错，再无其他。
说起来，象头山虽然与西湖远隔二三十公里，但西湖也曾沾过象头山的光呢。被列为西湖十八景之一的“象岭飞云”，便是借景而来——古时候没有高楼大厦，站在西湖边的高处远眺，一座山峰云蒸霞蔚，在文人骚客的眼中，便成为西湖的景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力由此可见一斑。而听惯了高榜山的挂榜阁、“榜岭春霖”的有关故事，我便想象着这象头山应该也有些典故和传说吧，便向我的同乡、博罗青年学者吴早先请教。他是博罗文史专家，曾译注过明代张萱的《疑耀》、点校过明代韩日缵的《韩文恪公集》，算得上一个“博罗通”。言及象头山，他竟然答曰“在古籍中象头山几乎不见踪影，可能是因为山中风物古迹不多、人迹罕至”。民国年间的《博罗县志》的记载，象头山又名象山，“山脉舒而缓，其形势坦而夷”，较之罗浮山“峙于西北，虎豹窟宅”的险要和“岭南第一山”的称誉，确实逊色很多。这样的描述，让我对这个“动植物大观园”有些失望。
但这并不代表象头山就没有故事，就没有轰轰烈烈过。100多年前，孙中山、郑士良、邓子瑜等在惠州领导了三洲田起义和七女湖起义，起义军遭到清军的残酷打击，牺牲者众，失败后的起义军遭到清兵的缉拿和捕杀，巍巍象头山两次用博大胸怀接纳这些起义军。清兵知道象头山绵延百里、山高林密，只能望“山”兴叹，在山下张贴一张张悬赏缉拿的文告……惠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陈雪在《七女湖起义与象头山》一文中，翔实描述了这些史实。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所以国人喜欢亲近山水、登临名山。余秋雨先生在《寂寞天柱山》一文中说，安徽天柱山有“居家感”，李白、苏东坡和王安石等历代文人骚客，都曾想将其作为“终老之计”。若以“居家感”来论，高榜山离市区近，人文气息足一些，生活气味和“居家感”浓一些；象头山路途较远，虽无多少“居家感”，但“象山积翠”，那可是沉甸甸的绿啊。
两座山，一座以人文胜，一座以生态胜；一座适合居家，一座适合远足。这是这座城市的幸运，也是芸芸众生之福。
汤泉是有温度的
连东坡曾经冰冷的心也变得滚烫
人们常说“山水相依”，这是有道理的，相隔不远的象头山和汤泉就有些地理学上的渊源。民国年间的《博罗县志》记载，汤泉所在白水山属“象头山系”，还称“象山东南白水山，即佛迹岩”。宋代唐庚所著《汤泉记》云：“过水北十余里，得白水山；山行一里，得佛迹院，中涌二泉。其东，所谓汤泉；其西，雪如也。”事实上，自有文人骚客咏叹以来，“佛迹汤泉”便与“罗浮仙境”成为博罗的名胜，更是被列入“博罗八景”。而后来汤泉的名声鹊起，东坡的诗文是添了彩的，罗浮如是，西湖亦如是。
绍圣二年（1095年）五月，惠州遭受罕见洪水袭击，朝廷派东坡表兄程正辅到惠州视察灾情。东坡向程正辅建议修建东新桥、西新桥和西湖堤，救灾减税，程正辅应允。不久，程正辅即将返回广州，彼此难舍难分。东坡送别他的第一站便是白水山，他们共沐汤泉。沐毕，东坡一扫往日沉郁、身心大振，禁不住写下《同正辅表兄游白水山》《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等诗歌，他畅快地写道:“但令凡心一洗濯，神人仙药不我遐。”
来惠之前，东坡有过被贬黄州的经历，从仕途的高峰跌落至低谷，其心情可想而知。在黄州有一次过寒食节时，他感叹：“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他还曾以诗词名志：“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来到惠州，生活渐适，民众爱戴，更有汤泉炙怀，一颗曾经冰冷的心也变得滚烫了。
这是中国古代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有些文坛名望的官员被贬谪至某个地方。时间一久，心中的郁结没了，眉头舒展开了，与一方土地熟稔了，于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心中有了感慨，发而成文、成诗、成词，一方山水便有了性灵。比如东坡的一词两赋和《食荔支（枝）》,还有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大抵都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就的。这些颇有政绩与名声的官员，不被朝廷重用，远贬至边缘城池，未曾想反而增益其名，真是“赋到沧桑句便工”。
岭南院子是岭南院落文化
与现代生活的有机结合
有山有水的地方，怎么少得了院子呢？
举世闻名的“大院子”苏州园林自不必说，而岭南四大“院子”也有一座位于离惠州不远的东莞，那就是可园。可园位于东莞市区西博厦村，前人赞为“可羡人间福地，园夸天上仙宫”，一副嵌字联道尽可园风韵。园内景点多以“可”字命名，如可楼、可轩、可堂、可洲等，真的颇为“可人”。在惠州，有些名气的院子大多为客家围屋，如碧滟楼、崇林世居、鹤湖围等。位于惠阳区秋长街道办事处周田村的碧滟楼，是清末著名华侨领袖、“吉隆坡之父”叶亚来的故居，为叶亚来发达后出资捐建。碧滟楼是集传统客家建筑工艺建成，内部有形状各异的院落，庭院错落有致，其空间布局十分合理和实用，整座建筑浑然一体。
联系到院子来看，中国人喜欢将家称为“家庭”是很有道理的。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战乱频仍，时局动荡，太平日子很少，因为针对自身命运和家庭命运怀有那种几乎与生俱来的担忧，所以，那时候的达官贵人甚至普通人家，只要不太靡费，都喜欢在自家住处外面加上一个庭院；再不济的，就垒上篱笆院落或者土院落。这方面登峰造极的代表是福建永定土楼，可以看做庭院的放大。这种内敛式建筑方式体现了客家人聚族而居的民俗风情，是为了保护族群安全。举族迁移的客家人不远千里来到他乡，选择一种既有利于家族团聚，又能应对突发情况的建筑方式，确为明智之举。因此，“御外凝内”可以算作土楼最显著的特点。惠州的一些客家围屋如碧滟楼、崇林世居、鹤湖围，也有类似的布局和文化内涵。
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如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早已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有些经济实力不错的市民，不太喜欢居住在高楼大厦，喜欢单门独户的院子，于是一些颇具眼光的开发商就率先开发起这种中式院子，比如位于象头山与汤泉这“一山一水”之间的金裕·岭南院子。岭南院子是现代生活与岭南传统院落文化的有机结合，运用大量的岭南建筑元素，比如采用适应岭南湿热气候特点的梳式布局，使得整个建筑通风、排湿更加优异。充分运用岭南木雕、砖雕、石雕、陶塑和灰塑工艺，打造以福、禄、寿，梅、兰、竹、松为主题元素的精美小品，让整个院子充满岭南风韵。此外，岭南院子对园林意境的营造也十分重视，遵循“造园即造境”的宗旨，抽取古典园林元素，运用现代结构重组，融入中式师法自然的造园手法，营造宁静幽雅的意境，充分融合岭南私家庭院与传统街巷文化，真的是“可视、可游、可玩、可居”，在意境和意趣营造方面类似东莞的可园。
南朝诗人谢灵运在《山居赋》中称“栋宇居山曰山居”、“在郊郭曰城傍”。目前，岭南院子所在的高铁新城，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既得“山居”之秀，又得“城傍”之便，可谓两全其美，相信能得到不少人的青睐。
图片由惠州日报记者王建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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