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惠阳地委书记、惠州首任市委书记邓华轩接受南方日报专访，畅谈惠州发展变迁 从一穷二白到项目扎堆，没想到惠州发展这么快

邓华轩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

南方日报记者梁维春摄

40年之前，南海边的大亚湾，还是一片没有开发的偏远之地。40年后的今天，随着投资100亿美元的埃克森美孚化工综合体项目、投资70亿美元的中海油/壳牌三期落户，一座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基地正在这里崛起。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惠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这座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发展史，开发大亚湾和引进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不仅对惠州经济和城市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并延续至今，也改写了广东乃至我国石化产业的版图。

这段曾经名噪全国的风云历史，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正好是改革开放春潮涌动之际。当时深圳刚刚从惠阳地区划出去并设立经济特区，惠阳地区也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由于有中海壳牌等几个在谈大项目加持，那时一度流行“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的口号，吸引了大批投资者以及各类人才南下惠州。当时，“办实业、打基础”和大项目带动的布局，奠定了今天惠州石油化工、电子信息两大支柱产业的局面。

作为惠州发展的推动者、亲历者、见证者，原惠阳地委书记、惠州设地级市后首任市委书记邓华轩近日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详细回顾了惠州及惠阳地区的那段历史。年近90的他，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畅谈惠州发展变迁。

据邓华轩回忆，当时作为全国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中海壳牌差点与惠州失之交臂，好事多磨，经过十多年的持久战，这个大项目最终“花落”大亚湾，由此开启惠州发展新纪元。他表示，当时根本没有预料到今天大项目会纷纷落户惠州，还将打造两个万亿产业集群。“惠州过去一穷二白，现在发展好起来了，又被列入粤港澳大湾区，自然不同了。”他对惠州的前景充满信心。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周欢

策划：柯鸿海

谈过去面貌

上世纪80年代还在用抗战时的电话

南方日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惠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能回忆一下惠阳地区/惠州过去的面貌是怎样的吗？

邓华轩：1981年，我从当时韶关地区的阳山县调到惠阳地区任副书记、副专员。那时候的惠阳地区比韶关落后，还是一穷二白，交通、通信等条件都很差。

当时，惠阳地委门口传达室装了一个老古董电话，像钟一样挂着，没有话筒，拿出听筒后要对着机子讲。后来有个外商看到，还提出希望用500港元购买这个电话当作古董收藏。机关单位用的电话还是抗战时期日本人用的电话，一个盒子的那种。那时候，手摇电话打长途要挂号，一两个小时都打不通。有个在陈江投资的外商，从陈江走两个多小时到惠州邮电局打长途电话，挂上号还要等两个小时才能打通。

当时惠州的交通落后程度可以用“三个一”形容：一个交通警察、一条马路、一路公共汽车。公路也很烂，从惠州到深圳70多公里开车要3个小时，去广州要4个小时。

那个时候，惠州基本没有工业，没有商场，各个乡镇就一个供销社、生产资料公司，基本上是为农业服务的。

谈工作方法

当“哑巴书记”潜心研究“甩穷根”

南方日报：惠阳地区当时这么落后，后来是怎么寻求改变的？

邓华轩：由于此前惠阳地区行政区域不断变化，也缺乏延续性的发展计划，加上在备战的特殊时期，沿海地区不但不能发展工业，有小的企业也后撤了。所以，当时惠州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没有谁来投资，工业产值只有600万元，补贴也要600万元。1981年，惠阳地区召开三级干部会提出，要在三五年内使惠阳地区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当时基本上也还是农业思想，没有怎么提到引进和发展工业。

1983年机构改革，重新调整了地委班子，我从分管农业的副书记“转正”为惠阳地委书记。当时，省委工作组要我说说自己的施政理念。我就说暂时还说不出来，因为原来是管农业，而且来惠阳地区才一年多，没有深入了解情况。我只能表态一定把工作做好，而且还说自己要当一两个月的“哑巴书记”，不说任何施政理念，而是带着工作组、调研组去各地调研。当时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是惠阳地区为什么穷、经济如何发展。

经过调研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因为没有工业，导致惠阳地区这么落后。没有工业就没有产品，就没有商品流通，也没有税收和财政来源。这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矛盾。

谈发展思路

把“屁股”从农业挪到工业上

南方日报：改革开放后，惠州是怎么发展工业的？

邓华轩：我在分管农业一年多的时间里，主要是完善之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完成农村体制改革之后，就有条件来发展经济了。1983年，我带着惠阳地区各个县的县委书记去苏南参观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学习他们的经验。当年，惠阳地区还在东莞开了一个三级工作会，提出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农村要发展商品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利用惠阳地区毗邻港澳的优势，引进外资和工业。

当时，提了两个口号，一个是领导要把“屁股”挪过来，从农业坐到工业上。第二个就叫“办实业、打基础”。当时基础设施很差，要发展工业，就要解决电力、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人才问题。当时经委管辖的工业工程师不到10个。

要有自己的实业、发展经济，首先是解决基础设施问题。当时，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改造电网、新建水厂、建设通信网和修路。

基础设施了有进步，缺少人才怎么办？当时“三线厂”纷纷下马，而“大三线”的贵州、四川等地有很多本科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想到去这里招。当时“挖人”给出的政策是，工资等待遇保留原来的，还建房子给人才及家属住，于是就招来了一批人才。

谈招商引资

最大中外合资项目是“抢”来的

南方日报：在惠州以及我国石化产业的发展历史上，中海壳牌是一个绕不开的项目。当时是如何前瞻性地争取这个大项目落户的？

邓华轩：为了做好服务，引进资金、项目，当时来到惠州的商人，只要求见，我都见。在投资者中的反响很好。1984年，我去香港访问，20天拜访了100多个商家。后来很多香港投资者纷纷前来投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壳牌打算在华南考察选址搞大项目，准备投资几十亿美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

我辗转听到了这个消息。不过，当时东莞已经先进行了对接，省里也推荐考察虎门。但有人告诉我，受港口航道、土地等条件限制，东莞虎门不太适合建石化大项目。于是，我立即组成领导小组，对大亚湾引进石化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论证研究，包括港口、航道、土地、地质、台风等情况的调查，做了一个月，形成100万字的研究资料。由于大亚湾港口条件好，当时还没有开发，土地充足，地质也比较稳定，中海油和壳牌的专家1988年来考察，很快达成了初步意向。

好事多磨，由于种种原因，中海壳牌项目谈判前后经历了12年，2000年正式签约落户大亚湾。这也奠定了今天惠州石化产业的基础。

谈大亚湾开发

发展工业要“造月亮”搞大项目

南方日报：回顾惠州发展历史，大项目带动大发展是重要路径，而大亚湾的开发很关键。这样的路子是如何一步步走出来的？

邓华轩：当时东莞还属于惠阳地区管，东莞发展“三来一补”比较早，当时就有上千家外资企业，基本都是香港的夕阳工业转到东莞就活了起来。但当时东莞“只有星星，没有月亮”。于是，我们就总结经验，“满天星斗”让乡镇一级去搞，地县两级要“造月亮”，惠州这边要搞大项目。

我们当时就意识到要做就做大项目、先进的项目，要大项目带动大发展，不能只搞“满天星斗”。在大项目的理念指导下，1984年大胆提出开发大亚湾、引进重化工业项目，同时以TCL、工业发展总公司（德赛）等为龙头发展电子工业。

提出开发大亚湾之后，也面临一些问题。深圳划出去之后，惠阳地区有海没港，就提出建设港口，先是开发客运港，其次是货运港。当时从建设能源港开始，主要是从北方运煤炭过来，规划建设万吨级港口。还有就是大亚湾的供水、供电面临问题，于是就建了两个电厂、通了两条二级公路、建了两个港口。这样开发大亚湾的概念和共识就形成了。

惠州从一穷二白慢慢发展起来，那一届开了个头，打了一些基础，这么多年基本是按照石化、电子两大产业的路子走下来的。我也没预料到今天大项目纷纷落户惠州。

在大项目的带动下，又一批项目蜂拥而至。从去年开始，核电站、两大科学装置、埃克森美孚、中海油/壳牌三期等一批大项目落户或建设，投资数千亿元，还有一批下游产业链项目。这些大项目建成后会带来大增长、大发展，将打造两个万亿产业集群。

惠州有自己的发展基础，又被列入粤港澳大湾区，自然不同了。发展好起来了，一步步往前走，看好惠州未来的发展。

谈意见建议

要做好配套服务吸引和留住人才

南方日报：惠州提出建设国内一流城市，对惠州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邓华轩：惠州有这么多项目到来，而且要建世界级的基地，做好配套和服务是关键。要建设两大科学装置、核电、风电、白花新材料产业园等项目，就要做好配套，包括道路、通信、医疗卫生、教育等。

大项目落地，配套服务能否跟上是最大问题。在现在的基础上，惠州未来有可能还有更高水平、更大的项目。惠州要成为国内一流城市，以石化、电子信息等高科技、国际化的产业为基础，未来会有国际影响力。现在惠州到底还缺什么、还存在什么问题，都是需要去研究和探讨解决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为项目落地做好配套和服务。

此外，惠州还要增加人气，目前还存在人气不足的问题、人才留不住的问题。人才和劳动力是流动的，要控制住房价，利用好土地，多建工业园区、教育、民生等设施，吸引和留住人才。

■纵深

70年来惠州GDP从1亿多增长至4000多亿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33年增长52倍

在惠州市区江北CBD，高楼耸立、车水马龙，一派现代化都市气象。就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片滩涂，人烟稀少。

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惠州美丽蝶变的缩影。70年来，惠州的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惠州市统计局发布的《惠州市统计年鉴》显示，惠州的GDP从1949年的1.12亿元增长至2018年超过4000亿元；人均GDP则从109元增长到超过8.5万元。

相对于GDP等宏观经济数据，居民更加“有感”的是收入不断增长。

9月26日，南方日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惠州调查队了解到，根据住户收支抽样调查数据，惠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8年为39574元，比1985年747元增长了52倍，年均增长12.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实际增长7.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8年为21039元，比1985年505元增长了40.7倍，年均增长12.0%，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实际增长6.9%。

从贫穷走向小康惠州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今年预计超4万

新中国成立之前，惠州是一个贫困落后的边远地区。即便是改革开放初期，惠州基本上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

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1949年，惠州的GDP仅为1.12亿元。1978年，惠州的GDP仅约6.8亿元，人均GDP仅为360元，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5500万元，是典型的经济弱市、农业大市、财政穷市。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惠州逐步发展。1982年，惠州的GDP突破10亿元，1993年迈上百亿元台阶，2007年跻身“千亿俱乐部”，2011年超过2000亿元，2014年超过3000亿元，2018年超过4000亿元，达4103.05亿元。

随着总量的做大，人均水平和产业结构也不断提升。1949年，惠州的人均GDP仅为109元，1987年超过1000元，1997年超过1万元，2018年达85418元。三次产业结构从1978年的55.8:20.8:23.4转变为2018年的4.3:52.7:43.0，从农业大市转变为工业大市。

经济发展也带来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居民收支作为反映民生发展的重要经济指标，见证了惠州经济的发展历程，也印证了惠州居民生活的腾飞。”国家统计局惠州调查队二级主任科员孔远川介绍，1985年以来，惠州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惠州经济和人均GDP发展高度相关，惠州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和带动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居民收入的增加也见证了惠州经济的巨变。

孔远川介绍，从发展时间节点来看，惠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01年突破1万元大关，2009年迈入2万元门槛，2015年实现3万元，预计2019年将达到4万元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2006年达到5000元，2011年迈入1万元门槛，2018年突破2万元大关。“从贫穷走向小康，惠州城乡居民收入一步一个台阶，逐年稳步提升。”

孔远川表示，按照国家统计局有关指标要求，收入水平小康达标标准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2010年可比价达到2.5万元。经测算，在2017年，惠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091元，以2010年为基期，扣除物价累计上涨因素，可比价计算实际收入为26161.8元，已达小康标准。

从吃饱穿暖到新兴消费去年惠州每户农村居民平均有3部手机

“随着经济中高速发展以及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居民消费从过往的数量消费逐步转向更高端、健康的品质消费。”孔远川介绍，多年来惠州居民支出印证生活质量腾飞。

国家统计局惠州调查队的数据显示，从1985年到2018年，惠州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从720元增长为27773元，增加了37.6倍，年均增长11.7%。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从446元增长为16900元，增长了36.9倍，年均增长11.6%。城镇居民收支比从96.4%下降到70.2%，农村居民收支比从88.3%，下降为80.3%。

“惠州的恩格尔系数从贫困迈入富裕。”孔远川介绍，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惠州1985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62.4%，处于贫困阶段。1986—1991年处于进入温饱阶段，1992-1998年恩格尔系数处于40%—50%的小康区间，1999年首次进入富裕区间，到2018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4.5%，但仍高于全省31.6%的平均水平。

农村居民方面，惠州1990年恩格尔系数仍高达64.8%，2003年首次跌破50%进入小康阶段，到2013年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9.2%，迈入富裕区间的门槛，2018年惠州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8.3%，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个百分点。

孔远川介绍，惠州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1985年，惠州城镇居民食品和衣着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达到了66.3%，而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的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仅为10.1%；到2018年，食品和衣着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39.6%，下降了26.7个百分点，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的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增长到26.3%，上涨了16.2个百分点。

此外，2018年，惠州城镇居民交通通信支出4215.2元，比1985年的5.9元增长了713.4倍，年均增长22.0%，是八大项消费支出中变化最快，增速最高的项目。

“这说明惠州居民追求消费的同时也在获取更多附加值，需求层次已从"吃饱穿暖"等传统消费转向"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等新兴消费。”孔远川说。

从自行车到摩托，再到家用车，家庭交通工具的升级换代也显示出惠州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惠州城乡居民每百户拥有汽车数量分别为76.1和43.0辆。

孔远川表示，几十年来，手机、空调、电视、洗衣机等家电也已经从曾经的高档电器“飞入寻常百家姓”。2018年，惠州城乡居民每百户手机拥有量分别为293.3部、309.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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