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快递小哥”月薪过万的背后 每天工作12个小时，几乎全年无休且缺乏劳动保障

阿文扛着一个大包裹走进合作物流点。

阿文在合作点处理包裹的取件信息。

炎炎夏日下派件，阿文的后背湿成一片。

越来越多的小区配备了智能快递柜，这也让快递员工作中的麻烦少了许多。

阿文为某客户送去的快递，因为内部物品损坏正在与客户讨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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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业态劳动者中最常见的职业之一，快递员的形象存在于那些被热议的新闻里：“快递小哥月薪过万”“快递员被投诉后发出死亡威胁”“快递员丢芒果下跪”……

在快递员阿文看来，那都是网络上的故事，大多数快递员只是“临时工”，挣着没有基本保障的辛苦钱。阿文在惠州做快递员已是第四个年头，这些年来，他每天骑着电动三轮车，在车水马龙间穿梭。

每天上午10时过后，人们就能看到快递员忙碌的身影，他们载着满车的货物，开始走街串巷派送。这是快递员一天中最忙碌的时间段。为了避免罚款，他们争分夺秒，在限定签收时间前完成派件。

不过，这并不是一天工作的开始。在出门派件以前，他们还要负责分拣货、装货、揽件、发货。只要不是“混日子”，一个快递员每天的工作时间将近12个小时。

近年来，网购走进千家万户，快递行业快速发展。据报道，去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超过500亿件，排名全球第一；快递员的规模已超过300万人。但是，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快递员依旧是“熟悉的陌生人”。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于蕾摄影：南方日报记者王昌辉

“自由”的代价

每天两次签到迟到会被罚款

7月10日，惠州天气预报有暴雨，阿文出门时特地穿了一双雨鞋。这一天上午，阿文约11时才到达仓库，大多数同事已经装完货去派件了。他花了一个多小时，把当天上午的快件扫描、分区、装车。

阿文是惠城区冷水坑村一个快递网点的快递员，他负责一个大型小区的快递业务，客户主要是小区住户和档口，比较集中，阿文派件也相对轻松。

和以往不同，这天阿文约12时30分才正式派件，显得格外匆忙。按照网点要求，这批快件要在16时之前签收完毕，而他14时30分之前要回到仓库分拣晚班快件，这意味着他必须在中午就要派送完这批快件。

“你好，可以先把取件码告诉我吗？取件快要超时了，如果超时，我就要被罚款了。”在第一个代理点卸货时，阿文拨通了一位要求上门收件客户的电话。收件有指定时间，经常与派件冲突，为了避免投诉和罚款，阿文常要提前与客户做好沟通。

虽然派件主要集中在代理点和快递柜，但一边收件一边派件，阿文结束收派件任务时已经是15时多了。紧接着，他骑车赶去仓库，在路上，他买了几个包子垫肚子。

下午的流程基本和上午一样，只是快件量少了许多。阿文通常在18时、19时就能派件完毕。之后，他要将收件打包好带回公司发货。那天晚上，直到将近22时，他才结束工作，去吃晚饭。

每天工作将近12个小时，这样日复一日的工作，阿文做了三年多。除了春节停运的日子，他几乎从未休过假。就连妹妹结婚，阿文也只请了半天假，中午吃过酒席，便匆匆赶去派件。

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是“三通一达”大部分快递网点的现状。快递员如果要请假，只能自行解决，他们一般会用两倍的价钱临时雇人派件。

“快递员只是看起来自由。”记者走访过程中，许多快递员都有这样的感概。只要不是想着“混日子”，快递员并不是一份轻松的职业。而且，现在对快递员的约束越来越多——每天两次签到打卡，迟到就会被罚款；有的快递公司还强制要求快递员进行分拣工作。

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快递员的高流动性，工作时间超过两年，就可以算作老资历。没成家的年轻人不愿当快递员。已婚的快递员因为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比起单身的年轻人，他们往往也更稳定。

在未婚的快递员群体中，阿文是少有的能坚持这么久的年轻人。已近而立之年的他，正尽力攒钱买房，准备与交往多年的女朋友结婚。

“高薪”的秘诀

靠多收件获得高提成

“真怀念以前的日子……”阿浩算是快递员队伍中的元老了，他从业已经近7年。这几年，他虽然赚钱多了，却也感觉越来越不容易做了。

阿浩是湖北荆州人，2012年，他用老家的拆迁款在惠州买了一套二手房，一家三口随之落户在这里。成为新惠州人后，为了养家，他选择成为一名快递员。

“听说快递员这行轻松自由没人管。”阿浩说，刚入行时，快递派件每单1.5元，每天快件量不到100件，一天只要工作几个小时，月底就能拿到4000多元。这和他在超市销售电器时的收入差不多，但无需再为业绩提成而焦虑。

“每天下午两三点钟送完件就可以回家陪孩子玩。”阿浩记得，儿子还在上幼儿园时，他们一家人常常去周边景区游玩。而现在，阿浩总是家庭活动的缺席者，他成了儿子作文里那个“工作很忙的父亲”。

最近几年，快递业务量急剧增长，阿浩悠闲的派件生活一去不返。他原本负责整个下埔片区，现在只负责该片区的两条街，但一天的派件量却有近200件。

同时，快递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人工成本不断被压缩。这些年来，派件提成从1.5元/件下降到1元/件，而快递箱、代理点的寄放成本也由快递员承担，一般的快递员仅靠派件每月只能维持5000多元的毛收入。

阿浩月收入上万元，是最近这一两年的事情。自从快递公司承接了某平台的收件业务，阿浩揽件提成增加了几千元。在他的工资里，派件提成和揽件提成基本各占一半。

“快递员的收入主要靠揽件。”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快递员揽件平均每单有30%—40%的提成，利润远超过派件。像阿浩这样的老手，在早期上门派件时，累积了一定的客户资源，揽件收入可以保证。

那些入行时间不长的快递员要怎么做到月薪上万元？阿文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2016年，阿文刚送快递时，为了熟悉环境，每个快递都送货上门。在这个过程中，擅长与人打交道的他慢慢积累起自己的客户群体。阿文每月揽件大约1500件，这部分提成至少占总收入的50%。

“以现在的快件量，根本做不到送货上门。”快递柜出现后，阿文宁愿承担0.3元—0.5元的寄存费用，也不愿在派件上花费过多时间。可快递柜的数量常常不够用，所以两年前，阿文尝试发展了一批小区便利店做代理点，每件快递支付0.3元左右的寄存费。

起初，小区住户不能接受这种方式，投诉不断。“当时，这类投诉一单罚款5元，未按时签收一单罚款2元。”阿文心里合计了成本，他宁愿冒这被投诉的风险。

阿文清楚，住户对派件方式的不适应只是暂时的。“人是有惯性的，只要适应了代理点自取的方式，这类投诉也就慢慢减少了。”

“这都是套路。”阿文说，对快递员而言，派件利润日渐微薄，服务质量必然会下降，他们和消费者一样，是快递行业竞争的受害者。

事实上，月薪上万元只是个别现象，快递员的月收入基本在六七千元左右。“如果是全年无休，一天工作12个小时，月薪上万又有什么意义？”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快递员说道。

维权的困境

鲜有人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

不论新人还是老手，每个快递员都怕遇上下雨天。不过，比起恶劣的工作环境，他们更怕大大小小的罚款和没有保障的未来。

快递员阿庞最近就很郁闷，他因为早上迟到，被罚款150元，一天派件白做了。“我们每天早上7时30分要到总公司打卡，迟到5分钟罚款80元，迟到超过半个小时罚款150元。”他无奈地说。

真正让阿庞困惑的是，他和快递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跟公司签订的合同是承包合同，如果是承包关系，公司有权要求我们打卡签到吗？如果是劳动关系，那为什么公司不为我们买五险一金？”阿庞说，自从公司不再聘请专门的货物分拣人员后，这项工作就落在快递员身上，但没有任何工资补贴。

最大限度地利用快递员，节省人工成本，这是惠州许多快递公司的做法。除了顺丰、邮政、京东等物流企业的快递员外，大部分快递员没有底薪，没有社保，也没有规范的劳动合同。

阿昌主动联系到记者，反映他所在快递公司的福利保障问题。去年，阿昌从江西来到惠州送快递，连合同都没跟公司签。“公司给我一份空白合同让我签字，什么具体内容都没有，我怎么敢签字？”和阿庞一样，他也要一早到网点打卡，进行卸车、分拣工作。不同的是，如果不要求买社保，他每个月可以拿到800元的底薪。

“每个月单是罚款就有两三百元。”阿昌抱怨，一般只要有消费者投诉，快递公司为了赢得良好的口碑，不论过错责任在谁，都会扣罚快递员。这是大部分快递员都面临的问题，快件只要没有进行保价，如果出现问题，损失就要由收、发件两方的快递员承担。

“每一单都是风险。”这是阿文常挂在嘴边的话。在“三通一达”这些快递公司里，一般谁揽件谁负责，一旦快件遗失，赔付责任要由快递员承担。去年，阿文负责发往安徽的一瓶进口药，在东莞转运中心丢失，他因此损失了六七百元。“那瓶药价值1300多元，东莞公司只肯承担200元，我们网点负责人帮忙付了几百块，剩下的就要由我自己承担。”他说。

快递公司或网点为扩大利润空间，将许多成本转嫁到快递员身上。奇怪的是，快递员对此怨声载道，却很少有人愿意为自己争取合法的权益。

快递员并非真的不懂法，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宁愿选择“哑巴吃黄连”。阿庞是“敢怒而不敢言”，他没有专业的技能，不送快递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而阿文觉得，这是业内的“潜规则”，谁如果站出来维权，就会像没穿衣服的皇帝一样滑稽可笑。

阿浩今年37岁了，在他看来，他这样的年纪，基本没有机会跳槽到其他行业了。随着年龄渐长，他更加担心福利保障问题。“等再过两年，我儿子读初中后，我老婆就会出来工作。到时候，我就换一家福利健全的快递公司，虽然工资只有5000多元，但至少未来有保障，也能多陪陪家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手记

快递行业急需

健全完善劳动保障制度

走街串巷寻找快递员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出现的时候也正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刻。这个时候想采访他们，十有八九会被拒绝。对快递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在限定时间内送达，花更多时间收件，意味着更多的收入。

记者只能连续几天，走到快递公司仓库，走进大街小巷，从快递员的只言片语里试图拼凑起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而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渐渐发现，快递员和记者曾报道过的外卖骑手有着很多相似性：劳动关系复杂不明确、行业成本压缩的承受者、缺乏基本福利保障……

其实，快递员、外卖骑手、专职滴滴司机，被称为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代民工”。以建筑工人为代表的“旧民工”成就了现代化城市的实体，而这群新业态劳动者则便利了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生活。

只不过，与外卖员、专车司机相比，快递员早就走进千家万户了，他们面临的问题也早已暴露出来。令人遗憾的是，面对快递员工作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惠州目前尚未有过任何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以快递电动三轮车为例，早在2014年，《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技术要求》便开始实施，去年5月起，《快递暂行条例》也正式施行，但惠州的快递员至今仍过着躲交警的日子。快递员阿浩说，他从业7年，被扣了一台二手电动三轮车，至少交了2000元的罚单。为了让快递车辆合法上路，惠州业内也做过尝试。前几年，惠州市快递行业协会在省行业协会的指导下，曾为全市快递电动车挂牌，但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没有在交警部门备案，走在路上，交警该抓还是会抓。”

最近，广州市的行动让惠州的快递员们看到了希望。经过在海珠区和白云区的试点，4月份，广州市邮政管理局与广州市公安局联合召开邮政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规范化管理推广启动大会，解决末端配送难点。惠州快递行业这一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邮政部门、公安部门、行业协会等各方的协力配合。

快递行业作为新兴业态，同样面临着劳动关系比较复杂、从业人员维权难度大等问题。在快递业的用工模式中，有直营、加盟、承包等模式，用工关系交错复杂，缺少基本的福利保障。一旦发生劳动纠纷，快递员维权十分不易。

其实，针对这些问题，北京、上海、河北等省市已进行了有益探索。北京市为快递员送上了专属“服务包”，主要涉及快递服务人员职住平衡、健全完善快递行业劳动保障制度、加强末端配送基础设施建设等。上海市也出台了快递员等灵活就业群体工会会员专享基本保障政策，专享的保障范围包括住院补助金、特种重病保障、意外伤害和重残保障、疾病身故保障等。

改善快递员的生存环境，不仅需要你我的一个微笑或一声感谢，更需要建章立制，从制度层面保障新业态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当前，惠州正在建设国内一流城市，健全新业态劳动保障制度更是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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