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惠州推广和使用先进农具

入宋后随着南方人口增长，我国的经济重心逐渐由北方转入南方。宋代惠州的社会经济生产状况如何，主要有什么产品？因年代较为久远，加上惠州最早的方志《惠阳志》毁于南宋末兵燹之灾，故保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在历代名人笔记中及北宋苏轼谪居惠州所作诗文中，反映出宋代惠州经济生产状况比唐代“越女收龙眼，蛮儿拾象牙”的生产方式有很大进步，在岭南各州县中亦位居前列。

我国传统的农具到宋元时期已基本完备。据元人王祯所撰的《农书》记载，宋元时期全国有农具105种，其中除传统旧式农具外，还有许多是宋元时期创新改造的新式农具、如踏犁、简车、秧马、水磨等。在岭南，秧马、水磨这些先进农具，正是由于苏轼在谪惠期间的积极推广，首先从惠州开始使用的。

北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行经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在庐陵属下的西昌（今江西泰和）遇上宣德致仕郎曾安止，将自己写作的《禾谱》一书请苏轼寓目。苏轼读后觉得该书“文既温雅，事亦翔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于是向曾安止介绍了秧马的作用和形制，并作《秧马歌》劝教农民使用。到了惠州，苏轼又把秧马介绍给博罗县令林抃。林因地制宜，略加修改，制成“加减秧马”。据苏轼记载，农民使用秧马前，拔秧“俯伛秧田，非独腰脊之苦。而农夫例于胫上打洗秧根，积久皆至疮烂。今得秧马，则又于两小颊子上打洗，又完其胫矣”，体现了秧马既提高生产效率，又增强劳动保护的优越性。很快，“惠州民皆已使用，甚便之”。龙川令翟东玉了解到这种情况，也上门找到苏轼，索取秧马图纸带到龙川推广。绍圣二年，浙江衢州进士梁君琯来惠州探访苏轼，苏轼又委托梁君琯将秧马图纸带给他在江苏吴中的儿子苏迨，嘱咐他在江浙农村推广。苏轼为推广秧马不遗余力，使秧马在广东、江浙等地广泛流传。苏轼离惠十余年后，唐庚接踵来惠，沿途看到农村普遍使用秧马，写下了《到罗浮始识秧马》诗，以“从此驰君四十年”的诗句，对苏轼的勤民恤农表示了景仰追慕之情。

以流水为动力的碓磨在当时也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工具。绍圣二年三月，苏轼在惠州作《游博罗香积寺》诗的小序中说：“寺去县七里，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寺下溪水，可作碓磨。若筑塘百步，闸而落之，可转两轮举四杵也。以属县令林抃，使督成之。”说明水磨在惠州的推广使用，亦始于宋代。特别在罗浮山，水资源丰富，落差大，是推广水磨的好条件。后据明代宋应星记述：“凡力牛一日攻麦二石，驴半之；人则强者攻三斗，弱者半之。若水磨之法，其便利又三倍于牛犊也。”也就是说，每副水磨每天可磨麦六石，相当于当时二十个强壮劳动力的工作量。

（何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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