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流域早期文明的演进 □刘向明
位于河源市龙川县佗城镇的南越王庙，庙中的碑文记载了赵佗治理岭南的政绩，见证了东江文明的发展。本报记者严艺超 廖桂旭 方炳徐 摄
古梁化是惠州东江、西枝江“两江文明”发源地之一，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秦汉时期奠定发展基础，隋代发展至高峰。图为在梁化出土的唐代“昆山片玉”石磨（现收藏于市博物馆）。何志成 提供
东江为珠江流域的三大水系之一，发源于江西省赣州，流经和平、龙川、河源、紫金、博罗、惠阳，并在东莞的虎门与珠江汇合。东江上游可通过龙川这个节点和水陆转运点与梅江相连，从而把韩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联通起来，甚至还可把闽西南地区也联系在一块。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及其联系，对依附于山岭、河流而产生的岭南远古人类文化及其古史的演进，无疑产生了独特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粤闽两地的考古材料以及相关传世文献，并以史前至秦汉时期为例，尝试探析东江及其古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新旧石器时代 公式
远古人类由西向东扩展的重要通道
史前人类，经历了由旧石器、中石器（细石器），进而步入新石器时代的过程。过去，广东地区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主要分布在封开、罗定和曲江等石灰岩洞穴地区，而在往东的河流阶地发现旧石器文化则为数较少，但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广东考古发掘和研究有了可喜的突破，即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番禺飘峰山发现两件燧石打制石片石器，东江流域的河源、龙川等地也采集到少量砾石制品，而韩江流域则在揭阳埔田马头岽与新亨老鼠山分别发现一件用硅质灰岩打制的石核石器，双面打击加工的手斧形砍砸器，属同一考古文化发现的还有广东丰顺汤屋山、南澳象山和福建的“漳州文化”的同类器物。这些石器基本相同，同属细小石器，初步认为其年代大致在距今13000年至8000年，即旧石器时代的末期至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在远古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上，广东与福建之间存在新旧石器的过渡阶段，即细石器时代。同时，从细石器分布的情况看，不可否认的存在由西向东的水网通道。无疑，东江是这条水网通道中的重要一环。此外，能够反映东江通道作用的还有大石铲遗存。广东发现的大石铲遗存主要分布在西江流域地区，并在封开发现最多。不过，远至东江上游地区的兴宁也出现有与西江流域地区相同的大石铲，这无疑应是传入之物，但却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东江通道的传播作用。
当进入新石器时代，岭南的新石器早期文化仍与西面的原始文化发生关系，而到新石器中、晚期文化则与北面和东面的原始文化有了更多的接触及交流。如作为石器中的标型器的有段石器和有肩石器，在百越地区的考古学以及历史学上都有标志性的意义，但它们在广东区域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即粤东区以有段石器为主，珠三角及粤西区以有肩石器为主，而粤北区以有肩有段石器、有肩石器和有段石器兼容混合为其特征。这说明，此时的岭南新石器文化，不仅仅存在原来由西向东的扩展模式，且开始出现粤西、粤北、粤中、粤东（含闽西南）相互接触、交流和兼容的局面。
●夏商周时代 公式
区域考古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交汇点
随着夏商周王朝的建立，尤其是商王朝开始，由于其政治、军事势力的强大，统治范围也随之扩大。岭南虽然不属商周国土，但商周文化的影响也渐见明显，其结果是大大推动了岭南古代文明形成的进程。同时，在商周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具有岭南特色的区域文化不断产生和交替，也不断交流和融合。
垂囊盉是华东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典型陶器之一，它出现于浙江河姆渡遗址，其后发展演变成鸭形壶，在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演变为鬶形壶，至广东东部则演化为鸡形壶。一般而言，华东地区的东夷族，其图腾为鸟，岭南地区出现的陶鸡形壶，即是当地居民怀念先祖的物品，也是他们所崇拜的鸟图腾的反映。由此可见，粤东地区的陶鸡形壶，正是联结华东地区与华南地区两地文化关系的实物。陶鸡形壶在粤东的出现大体上已到了夏商之际，同时也表现出从东向西的发展态势。从目前出土的情况看，最东的地点在饶平，然后是揭东、普宁、五华、龙川、和平、梅县等地，其中以揭东和普宁数量最多，并在龙川坑子里变化为圈足鸡形壶。最北是在和平的肖屋山，已接近江西的赣南，而最西的地点是深圳的咸头岭。从粤东陶鸡形壶的传播与发展看，明显显现出以韩江流域为中心，并通过东江流域向西传播的特点。
作为文明标志之一的青铜器，岭南地区也是在商时期开始出现的。北京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认为：“在我看来，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的岭南粤东地区率先开始铸造青铜器，已经是不可移易的结论。”同时也认为：“浮滨类型的居民已能铸造青铜器，浮滨类型属于青铜文化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李先生所称的“浮滨类型”，就是现在通称的“浮滨文化”，自1974年在饶平浮滨、联饶发现21座墓葬后得以确认，其遗存主要分布于粤东与闽西南地区，即西至广东普宁，北达大埔和福建南靖，东在福建龙海、长泰一线，广东南澳等岛屿也属其分布范围。浮滨文化的器物，如釉陶器大口尊、壶、豆、罐和石戈等，则通过居民的迁徙携带或贸易等途径，到达了广东的和平、惠阳、博罗、增城、深圳、珠海、中山和香港等地。从其传播规律来看，在珠江口两岸，如深圳、珠海、中山、香港等出现的浮滨文化，应是通过海路从浮滨文化区输入的，而和平、博罗、增城一线，则应该是通过韩江——东江水网输入的。
而当浮滨文化衰落与消灭之际，却正是珠江流域的夔纹陶文化（或称大梅沙文化）东进之时，此时的岭南也进入了两周时期。夔纹陶器是由岭南越人依照中原青铜器上的夔龙纹、窃曲纹或是陶器上的相类纹饰而创造的一种陶器纹样。这类文化遗存代表着以夔纹陶器为标志性器物的岭南土著越人集团，其势力范围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核心，并沿东江、北江与西江流域发展和延伸，其外围东至福建的漳州，北达江西的赣南和湖南的湘西，西面到广西的桂东地区，粤东的五华、粤北的韶关一线与粤西的封开也是夔纹陶器较多的地方，而南路的阳江、湛江和东面的汕头则较为稀少。
●秦汉时代 公式
经略岭南的中心区和大后方
据《史记·王翦列传》记载，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岁馀，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这是有关秦平定岭南的最早记载。又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適戍以备之。”由此可见，秦平定岭南的初期战役，进行得是如此艰苦卓绝，这迫使秦王朝重新布置伐越战略，使任嚣、尉佗将卒以戍越，增援岭南，以解决迟滞不决的战事，并在：“（秦始皇）三十三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岭南设郡，推行郡县制度始于此，也标志着岭南的越族地区正式划归秦朝的政治版图。
按秦制度，郡一般设守、尉、监御史三职，但秦始皇在分岭南越地三郡后，“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而且“南海惟设尉以掌兵，监以察事而无守。”即由南海尉统制三郡，而且南海郡不设郡一级最高长官郡守。这除了说明秦朝在岭南地区实行了有别于中原和内地的特殊政策外，也表明岭南的统治中心是在南海郡，郡治在番禺（今广州）。当时粤东榕江流域也是越人较为密集，势力较强大的地区，从揭阳云路中夏战国墓，仙桥战国墓出土较多铜兵器即可见一斑，但相比之下，远不如西江流域和北江流域越人的军事力量强大。因此，广东考古学家邱立诚先生认为：“秦军在粤东地区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粤东，并顺东江南下迅速抵达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腹地——番禺，置南海郡而实施管治，其中赵佗一支则留守龙川一带。”以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番禺的保障，在西江设有四会县，而在东江除龙川县外，增设博罗县，这既是政治管理的需要，也是军事活动的需要，因为这些治所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依赖水道的，同时也表明南海郡已把完全控制住的东江流域作为自己的大后方。
据史载，南越国建立后，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吕后时期，甚至自尊为南越武帝。由此可见，十三年的时间内，赵佗由龙川令到南海尉，再到南越武王，最后成南越武帝，身份和权力的变化可谓巨大，不过，赵佗对于自己的发迹之地，或者是“兴王之地”的龙川，并没有轻易放弃，反而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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