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浮山如何由虚构仙境变成岭南地标 □蒋艳萍 清初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对罗浮山进行全方位书写,极大丰富罗浮山文学景观内蕴,并由虚拟性向实体性转型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罗浮山的文学形象出于岭外文人的凭空想象，在诗文创作中被一步步强化为状如蓬莱仙岛、道教洞天福地，“仙山”逐渐凝定为罗浮山固有的文学形象。
屈大均像
陈恭尹像
梁佩兰像
《屈大均全集》，王贵忱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陈恭尹》，端木桥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梁佩兰》，刘宝光著，岭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出版。
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这岭南三大家把自己真实的居山体验写入文学作品中,日月、星云、梅松、花蝶等带着岭南特有的韵味扑面而来,一改罗浮仙境描写的富丽华瞻,给人清丽脱俗、秀媚可亲之感,一如岭南现实的山水。
惠州罗浮山自魏晋以来一直活跃在文人的诗词歌赋里，是岭南一处著名的文学景观。清代初期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对罗浮山的全方位书写,不仅延续了千百年来罗浮山留给人们的神仙之山、隐逸之山的固有空间想象，而且以本土士人的身份赋予罗浮山特殊的乡土怀想和家园情怀。经由本土作家润色打造的罗浮山重新走向全国视野,由以往虚构的遥不可及的仙境变成了可触可感的岭南地标。仙境的岭南化，也反映岭南三大家生于岭南的自豪感和愿为岭南代言的地方认同感。
作为道教“第七洞天”和“百越群山之祖”、“岭南第一山”，罗浮山不啻为岭南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千百年来, 在文学领域,罗浮山始终活跃在文人想象和诗词歌赋里,成为岭南著名的文学景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罗浮山的文学形象出于岭外文人的凭空想象,在诗文创作中被一步步强化为蓬莱仙岛之一股、道教之洞天福地，“仙山”逐渐凝定为罗浮山的固有文学形象。而这一过于神化的景观描写与真实的罗浮山却相差甚远。宋明之后，岭南本土文人的自我意识崛起，他们或隐于罗浮，或游于罗浮，或求学于罗浮，已经不能满足仅仅将罗浮山描写成遥不可及的仙山仙境,在他们的笔下，罗浮山变得可亲可近、可栖可憩。其中尤以清初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罗浮山书写为著，他们以其享誉全国的赫赫声名、带着遍布全国的游历视野返回并对自己的家乡罗浮山进行全方位书写,极大地丰富了罗浮山文学景观的内蕴,凝聚了其岭南文化的特有品格，推动了罗浮山文学景观由虚拟性向实体性的转型。通过对家乡山水的积极书写和地方认同，他们也自觉参与到对家乡文化的有意识建构与对外传播中。
壹
宋代以前关于罗浮山的书写都来自岭外文人，他们笔下的罗浮山是神仙之山、隐逸之山
正如迈克·克朗所说:“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在文学史上,关于岭南的文学书写较为晚近，岭南文人的自我书写就更加滞后,“岭南”在中原文化的强势观照下，成为莽荒之地、未开化之地。罗浮山却似乎是个例外,它很早即进入中原文化体系,在秦汉时期已有盛名。魏晋时期神仙道教的代表人物葛洪辞官隐居于此,炼丹采药,建观授徒,著述不辍,自此之后,罗浮山名传渐远,历代不断有人上山建寺修观,而且香火十分旺盛,遂形成九寺十八观的宏大气势,使罗浮山成为古代道教圣地,被誉为“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名闻遐迩。历朝历代仰慕者、游山者、访道者绵延不绝,留下了大量歌咏罗浮山的诗词文赋。
仔细研读这些罗浮山诗词, 我们会发现，宋代以前关于罗浮山的书写都是来自岭外文人的手笔, 例如谢灵运、李白、杜甫、李贺、刘禹锡等著名文学家都有过对罗浮山的书写，但本土文人对罗浮山的文学书写却是缺失的。岭外文人通过自己的想象在文学中将罗浮山建构成一座神仙之山和隐逸之山,充满神奇瑰丽的方外之美和隐逸之思,这一文学形象犹如一个恒久的标签,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称道。
罗浮山首先是一座神仙之山。据《广东新语》载:“蓬莱有三别岛, 浮山其一也。太古时, 浮山自东海浮来,与罗山合，崖巘皆为一……《汉志》云:博罗有罗山。以浮山自会稽浮来傅之,故名罗浮。”可见关于罗浮山的来源充满神话色彩,通过为其“正名”更显出其“出身不凡”。蓬莱在上古民间传说中便是“三神山”之一,在《山海经》与《列子》中是“海上神山”的形象,因此罗浮山的身份便天然地带有“神山”色彩。
宋代很多官员被贬岭南，罗浮山成为很多贬官必游之地。但是仙山的描写还是占据主导地位。如杨万里已到罗浮山脚，但其诗中仍看不到具体的实景描写，他在《罗浮山》一诗中说:“罗浮元不是罗浮,自是道家古蓬丘。弱水只知断舟楫,葛仙夜偷来惠州……我欲骑麟翳鸾凤,月为环佩星为从。前驱子晋后安期,飞上峰头斸丹汞。”罗浮山在杨万里眼里仍是充满神奇色彩的道教仙山。经过历代累积,文学中的罗浮山被不断神化,是神仙洞府的代名词,充满神奇瑰丽的方外之美。
罗浮山还是一座隐逸之山。仙山往往伴随着人们的隐逸之思。在文人的想象中,罗浮山钟灵毓秀,奇峰峻秀,也是适合避世隐逸的世外桃源。慕名题写罗浮的历代文人,有不少表达欲隐罗浮的夙愿。例如李白、杜甫没有亲历罗浮,但都对罗浮之隐充满仰慕之情。
宋以后随着贬谪岭南的文人增多,融游山玩水与访仙慕道于一体,罗浮山更是成为岭外文人南游的首选之地。这些文人大多由于政治失意,被贬至岭南,慕名游访罗浮山,罗浮山在他们眼里,是奇山异水与隐逸之山的合体,既有一种与自己熟悉的风景不一样的新奇感和陌生感，又有长期受道教文化滋养而焕发的隐逸美和超然美。纵使旷达如苏东坡,寓惠三年，沉醉于岭南风情之美,多次攀登、游览罗浮,大赞“罗浮山下四时春”的同时,也写下“孤臣南游堕黄菅,君亦何事来牧蛮……我亦坐念高安客,神游黄蘖参洞山。何时旷荡洗暇谪,与君归驾相追攀”的诗句,表达出对羁留于莽荒小地的无奈与对参禅悟道、回归之情的向往。
岭外文人由于对岭南风物的陌生感,从不同于本土的视野出发,留下了许多对岭南的新奇记忆与审美观照,给身处其间的岭南人带来发现自己和重新审视家乡美的契机,为后人留下难得的精神财富。但是我们也可发现,岭外文人对罗浮山的书写多多少少都有一种违和感,要么仙异化,要么陌生化,缺乏一种地方意识的认同与建构,与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罗浮山相差甚远。
贰
罗浮仙山岭南化过程中，
得到岭南三大家的本土认同
作为一处虚拟性和实体性俱存的文学景观,罗浮山更多地将自然美与不断积淀叠加的文化内涵紧密结合,以厚重的人文感呈现出来。随着本土文人的崛起,他们赋予了罗浮山特殊的乡土怀想和家园情怀,经由本土作家润色打造的罗浮山重新走向全国视野,由以往的虚构的遥不可及的仙境变成了可触可感的岭南地标。这种本土文人对罗浮山想象的有意识建构在南宋时期初现端倪,古成之、崔与之、余靖、留正、李昴英等一批岭南士子的参与使罗浮山文学形象有了新的色彩,有了一定的家园感和地方感。而真正展开对罗浮山全方位的书写是在明清时期,其中尤以清初岭南三大家为著。“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地方暗示的是一种"家"的存在,是一种美好的回忆与重大的成就积累与沉淀,且能够给予人稳定的安全感与归属感。”仙山的岭南化恰反映出以岭南三大家为首的岭南士子对自己家园的认同和对岭南地方感的建构。
明朝末年,清兵入关,朱明王朝倾覆,许多汉族文人沦为晚明遗民。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也不例外,他们有着相似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又同为岭南人,因此经常饮酒唱和,相互欣赏,相互慰藉,共同抒发家国情怀。罗浮山作为一个重要的家园意象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诗词作品中。据粗略统计,他们的诗词中提到罗浮山的达四百多篇。他们笔下的罗浮山虽然也延续了历代文化累积所形成的固有的仙山和隐逸之山的意象,但是也逐渐剥离了岭外士子赋予的附加意义,显得轻灵可爱、清丽动人,以岭南山水特有的风韵情趣展示在世人面前。
叁
岭南三大家通过作品标注家乡地方，
表达对身份的确认,罗浮山成为首选
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均是土生土长的岭南人。三人都曾游历各地，有着开阔心境与写作视野，表现出相似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被后人誉为“岭南三大家”。屈大均人生经历复杂，不仅参与反清复明抗争,而且曾削发出家以示誓死不臣服清廷之意。他以化缘为名游历四海,北上东游,履及多处。陈恭尹作为明末清初广东抗清斗争的发起人之一，曾往返于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联系抗清的各地义军,还曾赴云南欲投奔永历帝。梁佩兰不同于屈、陈，热心仕途，科考多年，因才气出众声名远扬于名公巨卿、达官贵族之间，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留京写诗为乐，士大夫争相延请品题吟哦。
当一个人身处异乡时，身份的归属变得尤为重要。身处异乡或宦居在外的游子更容易通过对家园的回望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表达对家乡的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在岭南三大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三人通过标注家乡地方表达对自己身份的确认,其中最为中原文化熟知的岭南名山———罗浮山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的首选。例如屈大均早年号为“罗浮道人”,陈恭尹自号“罗浮布衣”,这种以罗浮明志的做法一方面显示出自己绝世隐居之志,符合罗浮隐逸之山的固有情怀,另一方面以家乡标榜自己身份也恰恰彰显了岭南士子对自己家乡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除此之外，还有多处诗表达自己作为罗浮人的身份归属,如屈大均“以予罗浮人,白鹇同飞骞”(《赠别甘处士返豫章》)、“我本罗浮五色鸟,化为仙人出炎峤”(《题王山使独鹤亭》)；梁佩兰“罗浮仙山人所晓,罗浮与我情不少”、“我家南海波涛住,罗浮隔断扶桑村”(《望罗浮》)等,字里行间渗透着“我从罗浮来”、“我是罗浮人”的对自己故土身份的认同感。
经久在外漂泊，归隐罗浮更为他们的最大心愿。如屈大均言:“戎马时方急,罗浮我欲还。相思蓬海隔，流泪损朱颜。”(《怀悬公》)“我将终罗浮，服食惟朱草。”(《古诗为叶金吾寿》)“愿作罗浮大蝴蝶,与君朝朝食花叶。愿作罗浮五色禽,与君暮暮宿花林。”(《陈丈种花歌》)这些可以说是反复咏志,表明向往自然疏淡无忧的田园生活的心迹。陈恭尹作诗：“只为平生志未灰,罗浮家近是蓬莱。曾窥抱朴书千首，易得安期枣一枚。峰顶三更时见日,村前十月早开梅。期君共隐谁宾主,浊酒相欢不厌陪。”(《春感十二首》之八)自己的家乡就在蓬莱仙境的旁边,这种地理优势使自己也充满归隐求仙的愿想。梁佩兰也写到“骑驴一踏蓟门春，便拟抽身作隐人。将上罗浮峰四百，黍珠庵畔结山邻。”(《答佟声远次原韵》)“服药寻仙自可求,罗浮门户是浮丘。”(《题赠》)。关于归隐罗浮的志趣，在三位诗人的作品中呈现出相似性。比较而言,岭南之地远离政治权力中心,较晚受到战火的荼毒,也是南明政权得以维系的基地,故而罗浮山水成为岭南三大家在山河破碎之际抚慰受伤之心的最好良药就不足为奇了。从我是罗浮人,到归隐罗浮、终老罗浮，表现出诗人们对生命轮回的认可,以及对生于兹、死于兹的归根情怀。
肆
岭南三大家笔下,
罗浮山不再仅是仙山,意蕴更加丰富,更显多元
罗浮山作为蓬莱左股的传说由来已久,这是历代描写罗浮的文学家都了如指掌的典故,也是最常见于三大家罗浮作品的题材。作家来到传闻中的仙境，必然要赞其神奇，咏其玄妙。关于罗浮的神话传说遍布三大家罗浮诗词，四百三十二峰、罗浮日出、罗浮梅、罗浮蝶、罗浮雀等成为其中常见意象。如屈大均有多首咏罗浮梅花蝴蝶的诗歌:“何来蝴蝶车轮大，知是罗浮小凤凰。”(《题张璩子罗浮山下书舍》)“罗浮梅花天下闻，千树万树如白云。开时花似玉杯大，枝枝受命罗浮君。”(《罗浮探梅歌为臧喟亭作》)诗中的梅、蝶等意象经过比喻、夸张的处理均化为“仙物”,更突显其神奇色彩。梁佩兰善于用大开大合的笔法将神话传说与他的奇特想象和恣意夸张以及罗浮神秘的风物景象结合在一起，使罗浮仙山的意象更为鲜明。在长篇古体诗《望罗浮》中他写道:“鬼神琢划良有以,风雷交会非等闲。我家南海波涛住,罗浮隔断扶桑村。白马随潮簇雾来,飞禽决眦迷烟去……”这些拓展了诗学地理空间,磅礴之气油然而生。诗人不断在诗歌中拓宽时间长度、空间宽度,使罗浮山这一仙山形象脱离了时空维度的限制，呈现出缥缈、广阔、无限的意蕴。
三位诗人一方面沉浸在罗浮仙境的超现实想象中，另一方面真实的居山、游山体验又促使他们不断地将罗浮山由虚拟的仙境转化为现实的乐园,生发出强烈的地方感。岭南三大家把自己真实的居山体验写入文学作品中,看到了罗浮山不同的四时风景,各种风物都尽显其妙，日、月、星、云、雾、雪、梅、松、瀑、峰、花、蝶带着岭南特有的韵味扑面而来,一改罗浮仙境描写的富丽华瞻，给人们清丽脱俗、秀媚可亲之感,一如岭南现实的山水。这些感受都是长久浸润于罗浮山才可能有的。屈大均写有《罗浮杂咏》四首、《望罗浮》、《罗浮曲》各两首、《咏罗浮》八首,《送人入罗浮》四首，或是赞其风景秀美,或是赞其水瀑、流云、林木花草、日出等等。岭南特有的物产也常常入诗,如陈恭尹诗“采砚每逢蕉叶白,买舟频系荔枝红”(《赠别潘稼堂简讨二首·其二》)、“罗浮风暖鹧鸪啼，山下梅花客未迷”(《西樵旅怀五首·其一》)、“明年荔熟醉何处，为报君家酿老春”等,涉及的芭蕉、荔枝、早梅、鹧鸪等都是南方特有的物种,大量岭南风物入诗，无疑使仙山充满了扑面而来的人间气息。这种以现实的空间诠释罗浮山的方式，经由听觉、视觉、味觉、触觉等感官经验的描绘而建构起罗浮的地方感,使罗浮山文学形象不再仅仅是带上隐喻性质的罗浮仙山,其意蕴更加丰富,更显多元。
岭南三大家书写罗浮山具有强烈的地方意识和丰富的地缘色彩。罗浮山因为有了著名文学流派的集体书写,文学形象更加丰富,岭南三大家多次践屡,游历大小景点,对罗浮山水反复吟咏,这些游观作品的加入,使罗浮山作为宏大抽象的文学景观的同时又有了许多细部、具体文学景观的支撑,使罗浮山文学想象呈现出虚实结合、浪漫情怀与现实游观结合的双重特点。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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