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儒学推行与孔子后裔在惠州

惠州日报 2018-10-10 08:11

隋唐以前的选官制度，是“两汉举孝廉，两晋重门第”，到南北朝才“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把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到中下层阶级。据有关学者统计，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全国进士总数为713人，而从唐长庆四年（824）到乾符四年（877）约五十年间，惠州就有三人考中进士，即韦昌明、郑隐和张昭远。这3名进士，虽然仅占同期全国进士总数的0.42％，如果以全国平均水平来衡量，仍不算很落后。就广东地区而言，唐代中进士者38人，惠州3人，占7.89％，亦远高于岭南25州的平均水平。若与自身作纵向比较，那就更是零的突破，很有象征意义，显见此时惠州儒学教育水平已有了令人瞩目的提升。

唐太宗登位之后，直言：“朕今所好者，唯在尧舜之道，周礼之教，以为如鸟之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他重振儒术，实施以崇儒尊孔为本。在惠州就命官而言，最著名的是李翱。李翱，字习之，祖籍陇西（今甘肃一带），贞元十四年（798）进士。自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有“志于仁义”，与韩愈谊兼师友，是唐代著名儒学家。元和三年（808）十月，户部侍郎杨于陵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表李翱掌记室。李翱到任后不久，即奉牒知循州，“咨访得失，教民陶瓦易薄屋，以绝火患”，又前往罗浮祭山，“改葬王野人于佛寺南冈”；作《解惑》文，“以解世人惑于野人遗空棺仙去之说者”。李翱在惠州施行文德之治，是儒家精神的体现。他和柳旦一样，对惠州儒家文化教育有着启导蒙稚的功劳。

中唐以后，越岭南来流寓惠州的儒生文士日渐增多。光绪《惠州府志》载：曲江人刘轲，先祖自淮入湘，“弱龄好学，博洽群书，善属文。元和末以玉声如乐诗登进士第。先是，学释老，所交皆知名士”。后来他听说寿春杨生在罗浮山讲授春秋，即前来“杖策从之游数年”。刘轲官至宏文馆学士，累迁侍御史，韩愈、白居易等名儒均与之作文字交，有《三传指要》等多种著作行世。

唐末黄巢起义，大批中原士人南迁避乱，其中有一部分来到惠州，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孔氏一族。据《孔子世家谱·岭南派》载：孔子第四十一代孙孔昌弼，字佐化，进士，官至散骑常侍。唐昭宗大顺二年（891）为避黄巢朱温之乱，携家南下投靠岭南节度使徐彦若，初居南雄保昌，创办孔林学院，传播儒家文化，成为孔氏岭南派始祖。其后，子孙中有一支再迁惠州，迁惠始祖为第四十四代孙孔恪。北宋淳化年间（990-994），孔恪裔孙孔嘉兴（字可信）又率族迁至甘肃永靖县，为“来甘始祖”。至此，孔子岭南一脉已绵延百年之久，对儒家文化在惠州的传播有推助作用当可想见。

孔氏在惠州一脉，传至明代时世居归善东平，人丁虽不茂盛，但在嘉靖万历年间也出过有名的儒士———孔学周。据乾隆《归善县志》，孔学周，字宪卿，诸生，以病谢去，潜究理学及丹经医术，著《太极辨疑》，结庵罗浮，缮性修道以终。明归善进士王守充为《太极辨疑》作序时强调了孔学周的孔子后裔身份：“学周系出阙里唐岭南节度使、尚书左丞戣之派，于夫子六十二世。”《太极辨疑》一书的出版在当时的惠州极为轰动，被誉为明代惠州名人最高成就的群体“湖上五先生”中，就有四人为此书作序，即叶春及、叶梦熊、李学一、杨起元，极为罕见。（何志成严艺超）

▲惠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荣获“创新创业新锐团队”称号。在建中的仲恺高新区人民医院新院项目。医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