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桑蛮聚落烟火汉封疆 汉置博罗县考述 □何志成
沧海桑田，二千多年前的博罗县治古梁化，现已成为碧波荡漾、梅花盛开的地方。何志成供图
据光绪《惠州府志·舆地·沿革》所载：“惠州府，禹贡扬州南境，春秋战国为百越地，秦为南海郡地，汉为南海郡博罗县。”接着说到博罗建县时又曰：“汉置博罗县，属南海郡。后汉、晋及宋齐以后因之。隋改属龙川郡，唐属循州，五代南汉属祯州，宋属惠州，元属惠州路，明属惠州府，本朝因之。”也就是说，博罗县是汉朝所置。但在同样这部《惠州府志》之《沿革表》中，却把博罗县与龙川县一起，列入“秦始皇三十三年”所置，变为“秦置博罗县”。一书两说，令研究惠州历史的学者无所适，至今尚未厘清。
南宋前仅有汉置博罗县一说
据中国现存古籍，最早记载汉置博罗县，是《汉书·地理志》。该志曰：“武帝元鼎六年……县六：番禺（尉佗都，有盐官）、博罗、中宿(有洭浦官)、龙川、四会、揭阳（莽曰南海亭）。”南北朝的 《宋书》，在其《州郡志》中也曰:“博罗，汉旧县。两汉皆作傅字，晋太康地志作博。”接着《旧唐书·地理志》曰：“博罗，汉旧县，属南海郡。”唐杜佑《通典》曰“博罗，汉旧县。”除此之外，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 《太平寰宇记》、《方与胜览》和《与地纪胜》等，都有明确记载。简单来说，自《汉书·地理志》至南宋王象之的 《与地纪胜》，所有古籍所记博罗县都是汉置，非秦置。直至入清后的《方与考证》和《后汉书补注》，及民国商务印书馆《辞源正续编》等，都与上述记载相同。
对于“秦置博罗县”之说，最早出现在宋末元初马瑞临所撰《文献通考》。在《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三《舆地考》中，曰：“博罗，秦县。有罗浮山、罗浮水。”就这样，“秦置博罗县”之说出来了。明嘉靖年间，郡人郑维新将“秦置博罗县”之说编入 《惠大记》，接着明代几部《惠州府志》也从其说。至晚明南京礼部尚书、博罗人韩日缵在天启六年修的《博罗县志》，入清后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山语》、道光《广东通志》以及近年编著的《广东通史》等，亦纷纷从其说。甚至近年有个别学者，说博罗设县早于龙川，更是头足倒置了。
入明后出现“秦置博罗县”的主因
入明以来，对于持“秦置博罗县”观点的学者，考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文献通考》之说。《文献通考》与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后人合称为中国史籍“三通”。因此《文献通考》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所载资料被研究历史的学者广泛引用。但正如《四库提要》所指出的，由于《文献通考》“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所以在记述惠州历史建置时，《文献通考》不但记述博罗县为秦置有错，并且记述龙川县和归善都有错，龙川县本秦朝所置说成“唐置”、归善县本南北朝陈朝所置说成“隋置”。这就像《四库提要》所指出的，“取彼失此”了。
二是误读了晋裴渊《广州记》中一段话。在《史记·南海尉佗列传》中，说到秦置龙川县时引用裴渊 《广州记》中一段话作注解：“（龙川）本博罗县东乡，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东泉，因以为号。”此段文字关键在“乡”字，往往被后人误读。汉之《释名》曰：“乡，向也。”宋之《集韵》曰：“乡，通作向。”也就是说，裴渊《广州记》中那段话，是指“龙川县在博罗县东向”，但有些学者误读为“龙川县是博罗县东面的一个乡”，从而引伸出博罗建县比龙川早，成为“秦置博罗县”的又一依据。
三是过于浓厚的 “本地情结”。考入明以来，持“秦置博罗县”观点的学者，基本上是惠州本地人；所载古籍，大多出现在惠州方志上。屈大均的《广东新语》、道光《广东通志》及近年出版的《广东通史》等，所持“秦置博罗县”观点，只不过从惠州明、清两朝方志之说。特别是上述光绪《惠州府志》的“一书两说”，最能说明问题。光绪《惠州府志》主编是惠州知府刘蟲年，他是河北大城县人，先后任翰林院编修、会试同考官，是一个博学多才之士。他所主编《惠州府志》，两度将“汉置博罗县”入书，是从历史之实。但具体编辑多是惠州本地人，编制《惠州府志》之《沿革表》时，把博罗县列入“秦始皇三十三年”一栏，变“汉置”为“秦置”。光绪《惠州府志》出现一书两说，不是简单无意疏忽，而是惠州人的“本地情结”，尽量拔高博罗建置历史所致。
汉置博罗县的历史背景
对于汉置博罗县的历史背景，须从秦平岭南说起。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略定扬越，亦与中原一样实行郡县制，把南越分为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任嚣为南海尉。其时南海地广人稀（今珠江三角洲、粤闽边界以西及大庾岭、骑田岭以南广大地区，都属南海郡），仅分置番禺、龙川两个县，以赵佗为龙川令，南海尉任嚣兼理番禺县。至秦二世，任嚣病且死，临终前授命赵佗行使南海尉事；秦亡，赵佗保境安民，攻占桂林、象郡，成立南越王国。南越国传至五世，宰相吕嘉谋反，杀汉使、南越王及王太后。为此，汉武帝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1年），命伏波将军路博德等率三路大军渡岭，咸会番禺，平定南越国之叛乱。越年分南越国属土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个郡。南海郡从原来番禺、龙川、揭阳三个县分为番禺、四会、中宿、龙川、揭阳、博罗六个县，其中博罗县辖地包括明清十属外，还包括今东莞、深圳两市，县治设在惠东梁化。从此“博罗”之名出现在中国的郡县行列中。
惠州太守论证汉置博罗县
根据上述历史过程，北宋咸平元年（998），四川阆中人陈尧佐出守惠州，写有《野吏亭》一诗曰：“野吏厌公堂，开轩出郡墙。残花炎帝圃，斜日尉佗乡。叠騋分诸粤，重城截大荒。耕桑蛮聚落，烟火汉封疆。云势飘蓬鸟，天形压夜郎。扁舟闲得侣，嘉树远成行。梅雨千林暮，春风百草香。人家浮浩淼，鸟道没青苍。爽垲吟魂健，虚明夏景凉。他年重回首，牢落愧甘棠。”陈尧佐此诗，简单明确地道出了惠州远古的天文地理、人文历史和自然景物，其中“耕桑蛮聚落，烟火汉封疆”二句，就是指博罗县是汉武帝于元鼎五年命伏波将军率三路大军渡岭，平定南越国后，于元鼎六年所置。因此，宋代陈尧佐和清代刘蟲年这两位惠州太守，分别将“汉置博罗县”入诗、入志，从其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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