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了的龙兴寺佛舍利 作者：何志成
苏轼的《齐州长清真相院舍利塔铭》（资料图片）。《东江时报》采集
北宋余靖在 《惠州开元寺记》中曰：“惠州府治之南二里，则所谓最胜之寺也。古者邑而未郡，山犹林莽，虎狼宅之，肆害民里。东汉之末，有僧曰文简，挂锡栖此，猛兽驯服，因为伏虎台。”余靖这则记述，重现了惠州城区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历史面貌：东汉末（约公元190年），惠州尚未成为郡城，仅是博罗县一个乡邑；入宋后所建的郡城范围也较小，僧文简创“伏虎台”的地方就是距宋城南（今惠城区国庆路步行街）约1000米的长寿路及原地委上院附近，当时那里还是山野林莽，虎狼出没的地方。
入晋后，晋咸宁元年（275）有“大社青气属天”，卜占者以为“东官有帝王之祥”。而恰好就在这一年，东官王司马伷的孙子司马绍 （后为晋明帝）出生，说是 “中兴纂绍，实启祥应”。至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分南海郡置东官郡，惠州时属东官郡，于是敕命建刹于惠州伏虎台，锡其名为“龙兴”。至南北朝，隋文帝在龙潜时期，得印度僧人进献一包佛舍利。入隋后，隋文帝为了供养好这些舍利，于仁寿元年（601）敕令天下31州各建舍利塔，以便供养、收藏这批舍利。隋文帝向各州分送舍利时，均选名僧护卫办理，安放舍利所在州县刺史以下、县尉以上的官吏，要停止衙门办公七天，以专门迎接和安置舍利事宜，仪式非常隆重。
隋文帝分置给循州（惠州）龙兴寺 （今惠城区长寿路北侧）的舍利，是一颗最大的舍利，由洛阳大兴善寺高僧智光和尚护送来惠州。据《续高僧传》记载，该舍利非常神异，智光和尚护送其行至许都（今许昌），忽然大放异彩，光芒四射；行至番州（今广州），寺院铜钟夜呜，到天亮早膳时才停止；到惠州安置舍利塔内，甘露挂塔旁树枝上，凝酥耀日，经久不散。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诏天下改佛寺为道场，惠州龙兴寺遂改为舍利道场。
据苏轼寓惠时为资福寺撰写的《舍利塔铭》中记述：该舍利“状若覆盂，圆径五寸，高三寸，重一斤一两；外密而中疏，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无数，五色俱备，意必真人大士遗体。盖脑之在颅中，颅亡而脑存者。”从苏轼这段记述来看，应是一颗脑舍利，亦称脑坚固子，是得道高僧遗体火化时，颅骨内的脑组织久焚不化，冷却后变为坚硬的结晶体。加上原被脑组织包着的小颅骨焚化后，成为五色小舍利保留在里面，更属罕见。据佛书《法苑珠林》记载，唐高宗显庆五年，也有西域僧献唐高宗这样一颗舍利，其“高五寸，阔三寸，黄紫色”，体形与惠州这颗舍利差不多，但没有说里面有五色小舍，应不及惠州这颗高档。
唐开元二十八年 （740），唐玄宗为炫耀“开元盛世”，赐号惠州舍利道场为开元寺。北宋咸平三年 （1000），惠州开元寺被焚毁，该舍利遂流落民间。北宋绍圣年间，苏轼贬居惠州，一名本地居民将这颗流落民间近百年的舍利拿给苏轼观赏，苏轼见到后赞叹不已，遂对该居民曰：“是当以施僧，与众共之，藏私家非是。”该居民听后脸有难色，不肯割爱施僧。适时资福寺祖堂和尚来探望苏轼，见到该舍利后曰：“吾方建五百罗汉阁，壮丽甲于南海，舍利当栖我阁上。”苏轼听到后，用一条犀带与居民交换该舍利成功，遂将它送给祖堂和尚。接着又有一位从京师来探望苏轼的客人，再送一块古玉壁给祖堂和尚垫托该舍利。祖堂和尚大喜，将舍利带回资福寺后，再用金银琉璃做一个舍利塔供养，并请苏轼撰《舍利塔铭》记其事。
苏轼在《舍利塔铭》中，承认这宗犀带换舍利的交易非常合算，说该舍利“流行四方独此留，带犀微矣何足酬。”但很可惜，至宋末，元将张弘范攻陷东江时，将供奉在资福寺近二百年的佛舍利取走，带往元大都。就这样，一颗罕见的“佛宝”在惠州永远消失了。
新闻推荐
博罗罗浮中学七（2）班刘宗书我爱惠州，尤其爱惠州的山山水水。我住在惠州的长宁镇，那儿的罗浮山是五A级风景名胜区，有狮峰、飞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