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琴高在罗浮以琴养性 罗浮山琴史悠久，可称古琴之乡 □严艺超

明王世贞《有象列仙全传》里的琴高形象，脚踏鲤鱼。严艺超翻拍

古琴是中国最为古老的弦乐乐器，可追溯到上古时期。如汉蔡邕《琴操》云“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伏羲造琴、神农造琴、唐尧造琴、黄帝造琴和虞舜造琴等传说，因无考古证实，应为附会之说。但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距今有2500余年，可见在战国时期，古琴已入诸侯之家。

无独有偶，惠州地域内最早出现的古琴记载，亦在战国时期。宋《太平御览》记录了一个叫“琴高”的仙人，“琴高以琴养性，初学于罗浮山，后游四海。”汉《列仙传》称：“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后来琴高于涿水乘鲤归仙，位列仙班。清初诗家朱彝尊《寒夜集灯公房听韩七山人畕弹琴兼送屈五还罗浮》中专门用到了“琴高鲤”的典故：“云山告归从此始，四百三十二峰里。入海能驯海客鸥，携琴便驾琴高鲤。”“屈五”即清初名士屈大均。

琴高在罗浮山以琴养性，足以证明罗浮琴史之悠久。翻检笥箧，还能发现不少名家在罗浮山悟得琴理的记载。名最著者与绿绮台琴有关，即怀抱唐琴殉国的邝露。清初查继佐《东山国语》有记，邝露“应督学岁试，试劣，弃去，入罗浮宿僧舍中，夜闻琴声，深悟琴理”，于是“放游吴越燕赵间，遇佳山水则鼓琴一曲”，何其逍遥自在。

罗浮琴僧多隐名不彰，仅见《虞初新志·焚琴子传》记了一个。“焚琴子”是清康熙年间闻名于八闽的琴师，姓章。他和邝露一样，弃科举如敝屐，尝游历韶、惠、广、雷诸郡，深入岭海烟瘴。“久之，学琴于惠州僧上振，得其音节之妙，遂归。”这个名叫“上振”的惠州僧，八九不离十是隐身罗浮的。

罗浮山尊为“粤岳”，洞天福地，岭南道宗，与古琴连筋带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于是乎，罗浮与琴，也成了自古文人墨客常以抒发真情实感的文学典故。明初南园五先生之黄哲就有诗曰：“结屋旋开松菊径，泛舟重著芰荷衣。罗浮道士还丹熟，相许携琴入翠微。”于罗浮翠微之境，发一曲七弦之响，何其融洽和谐，天人合一？而邝露与焚琴子的故事也说明，罗浮山自古有弦歌之习，琴脉之悠长，实不亚于中原。

然而，尽管罗浮与古琴有着如此之深的渊源，史料记载中最早的惠州琴人，却出现在宋代。那是两个归善秀才，一个姓朱，一个姓严，《惠州府志》称此二人“皆自少擅才华，文宗韩退之，不求仕进声闻，每作文赋诗，鼓琴为乐”。明代郡人吴高有诗追纪：“秀出鹅城十万家，二君年少擅才华。道宗正学推韩子，琴遇知音赏伯牙。北郭薄田堪酿酒，南塘清水足烹茶。姓存名没斯真隐，留得高风后世夸。”

朱、严二秀才又是个不求仕进的翩翩才子，仿佛淡泊名利是成就琴操的前提条件。又一典型例子是清代博罗琴家韩朝英，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裔孙。“数奇不遇，闭门却扫，沦茗弹琴。邑令吴懋政尝夜过其居，闻声讶曰：“此合闽浙二派自成高手者，不意《广陵散》犹在人间也。”这位县太爷有意请韩朝英到官舍传授拨剔之法，当然，淡泊的韩朝英是拒绝的。

说起《广陵散》，又得重提焚琴子。这焚琴子“笃于伉俪”，常常为妻子陈氏鼓琴，茶香入牖，鬓影萧疏，顾而乐之。有一天，陈氏香殒，他抚尸一哭，不胜其悲，吐血数斗，曰：“吾死后，《广陵散》绝矣。”遂焚其琴，因此就得了“焚琴子”的外号。焚琴子师从惠州僧，所习《广陵散》极有可能源自惠州。而扬州徐常遇亦于康熙间创立广陵派，惠州古琴与扬州古琴，个中有何渊源奥妙，值得琴家缕析探微。

自明代始，惠州就开始不乏操琴度曲的琴人，如筑黛玉轩藏琴姬的岭南大儒张萱、解百金赎回绿绮台琴的叶犹龙、筑十二琴楼的罗浮琴客李丹麟。“盛世文宗”杨起元曾回忆这一歌舞升平的时代：“时从先太史出入闾闇，见吾乡人物殷富，毂击肩摩于道，所在弹琴瑟、吹笙竽，烟火千里，鸡犬相闻。”鉴于罗浮山古琴史可远溯战国时期，惠州完全可以重塑“古琴之乡”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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