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文言文与白话文 □陈雪

我并非复古主义者。大跃进年代出生的人，既没上过私塾，也没有听老师讲过四书五经，自然不知道文言文的好，当然也认识不到它的坏。我最早接触的古文是在中学课本上，比如始读《邹忌讽齐王纳谏》时，就感觉晦涩难懂,不知所云。但一经老师注释和解读，又感觉古人的作文具有洗练、言简、意深、精准、到位且有韵致的特点，这是现代人抑或是现代汉语难以企及的境界。

一种流行两千余年的文体，在新文化运动中一夜之间说革就革掉了。如果说白话文改革是为了普及推广大众文学文化，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历代圣明君主奉为圭臬的思想宝典，为何也在一夜之间被全面打倒全盘否定呢？难道这在中国流传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全是糟粕？一无可取之处？“五四”运动之后的国学一落千丈，沉寂百年之后在今天又悄然兴起，说明其在今天还有价值。

胡适先生应该是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和急先锋，奇怪的是那么有学问的人犟起来也会如此偏激，竟会把文言文贬得一无是处。据说“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分为革命派和保守派，反对白话文运动的人亦为数不少。如章士钊、梅光迪、林纾、黄侃等，这些都是白话文运动的坚决反对者，尤以黄侃为甚。黄侃有一次在课堂上讲文言文就专门举例恶损胡适。他说：“同学们，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用白话文来拟电报，无非这样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如果用文言文来写则需四个字 “妻丧即归。”这两份电文一份11个字，另一份4个字，仅电报费就省去三分之二，你们说哪种文体好？黄侃的这个举例确是有些尖酸刻毒，但也足见他对胡适的不满和对白话文运动的拼死抵触。

胡适当然也不服气，在课堂上一样举例反驳黄侃，说行政院拟聘他去当秘书，他不愿从政，便需用电报形式来婉拒，要同学们代拟一文言文电报稿，看看究竟是文言文简洁意明还是白话文简洁。胡适最后在众多的同学答卷中选出一份数字最少，且意思表达较完整的“才疏学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12个字。而他自己用白话文拟了只有5个字：“不干了，谢谢！”随后他对学生解释说：“不干了”已含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而“谢谢”既有对举荐人的感谢又有婉拒之意。依笔者看来，胡适先生的解释有些牵强。“不干了”就是直接拒聘，硬邦邦地拒绝，哪里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意思？如果说“干不了”倒有些许“恐难胜任”的含义。有人夸胡适的反击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绝，例子举证得天衣无缝。我读不出，相信好些人也没读出。

当代人没有扎实的古文功底，也没有了那种语言习惯和语言环境，古文很难写得出彩，当然也没必要费大力气去研习。但写作的人要言简意深，要炼字炼句，仍需从古文中去汲取养分。韩石山先生在《装模作样》一书中讲了一则轶事。那是1980年春天，中国作协复办第五期文学讲习所。蒋子龙、王安忆、叶辛、陈国凯、张抗抗、刘亚洲、贾大山、韩石山、孔捷生等等都是那一期为时三个月的同班学员。如今这些人大都成了当代文坛的大腕级人物，但在当时也不过是些优秀的文学苗子。贾大山是大家熟悉的一位河北作家。这是一个颇具智慧和超级幽默的人。老师讲到《史记》的课程时，他便活学活用对着韩石山调侃开了：“石山啊，我琢磨了，《史记》这种笔法，我也会，我写了段，你听像不像？”接着贾大山拖着长腔摇头晃脑地念道：“石山者，韩姓，临猗人也。少聪颖，喜读书，及长，善横舞。夜，欲尿，以面盘接之，琅琅有声。”据韩石山先生自己介绍，“善横舞”指的是当时风行一时的交谊舞，而“夜欲尿”是因为他与贾大山共居一室，当时的宿舍内无卫生间，解手须到走廊尽头很远处的公共卫生间，夜起寒冷，韩常用水盆接尿，翌日再倒。贾大山这则“史记笔法”虽不失调侃，但你不得不佩服他简练而精准的表述,也不得不承认古文言在某些地方无法替代的妙处。

说到古文的简洁，我还想起苏东坡的一篇 《记游松风亭》，全文不足百字,却写出了人生的大境界，文中有“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的人生感悟之言。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下此文的创作背景。东坡于绍圣元年十月初二到惠州,惠州太守敬仰东坡，把他安排在官衙的招待所合江楼住下，但有人就此事向上弹劾詹范太守，说苏东坡一介贬官，且是“安置”监管对象，无权享受行馆待遇，不得住在合江楼。十月十八日，仅在合江楼住了半个月的苏东坡便被逐出府衙行馆，搬到归善城郊水东街的破庙里居住。但苏东坡就是苏东坡,他很快转换角色调适位置，转而寄情山水亲近自然了。白话文能在如此短短的95个字中融入如此深刻的思想内涵吗？这也许是白话文无法做到的又一实例。

“五四”运动迄今已近百年了，事实证明，实用主义代替不了儒家思想，新诗创作无法超越唐诗宋词，虽然白话文给我们读书写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文言文仍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时至今日，我们在旅游景区仍可看到许许多多的碑文石刻，虽为当代人所写,但它无一例外是采用古文或半文半白的文体写就。如用现代汉语来写赋记，它的韵味、它的篇幅又将如何来拿捏呢？

白话文运动有着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胡适先生力倡的不是文学领域的风格转型,而是用一种语言推翻另一种语言的暴力革命，容易剑走偏锋。不是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吗? 因此对于白话文运动的争议，对于文言文洗练简洁的优点,我至今仍然不觉得黄侃先生说的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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